江苏省淮安中学

   

        江苏省淮安中学始创于1904年，前身为清末丽正书院改建的淮安府中学堂。校名历经江苏省第九中学、江苏省立淮安中学、两淮市第二联合中学、淮安县立初级中学、淮安县中学、淮安市中学的更迭。2001年，经主管部门批准，启用现校名。

　　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悠久的历史积淀孕育了百年淮中的辉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正是众多杰出校友中的一位。

 

　　杰出校友——乔冠华

 

 

 

　　乔冠华1913年出生在苏北水乡的盐城东乔庄(今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庆丰镇福初村)。他的父亲乔守桓是一个开明的地方士绅。

　　乔冠华自幼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在当地有“苏北神童”之称。1925年，乔冠华考取盐城县亭湖中学(今为盐都县秦南镇宋村小学)就读。这所学校是由宋泽夫、宋我真父子经办的。

　　宋氏父子思想激进，在亭湖中学的教师中云集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校长宋我真不仅将从北平带回的包括《新青年》在内的许多进步书刊拿出来让师生们阅读，还在课堂上宣讲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的新文化运动，并详细介绍“五四”运动的经过。这使少年乔冠华大开眼界。宋我真虽然思想进步亦倾向革命，但管理十分专制。学校有位历史教员学识平平，教学方法呆板陈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常失之公允。学生不满，要求校方更换教员；宋校长不允，强令学生安分守己。双方僵持不下，学生会因此决定：罢课三天以示抗议。乔冠华是罢课学生中的带头者，因此，他被校方除名。

　　乔冠华被开除后，转入坐落在盐城城厢的淮美中学继续读书。

　　淮美中学系一所教会学校，因而客观上保护了学生爱国思想的发展。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委员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学校组织了一个以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为主旨的党的外围组织——读书社，读书社组织了周围一大批进步学生，乔冠华也在其中。

 

 

　　1928年10月，在中共盐城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乔冠华参加了淮美中学和盐城县多所中学联合举行的“废约运动”大游行，宣传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封建迷信。一时，学潮闹得轰轰烈烈。

　　捣庙宇、砸神像的“出格”举动，很快引起地方封建顽固派的愤恨。他们暗中策划阴谋，派人纵火焚烧城隍庙，企图嫁祸于学生，结果烧死盐中学生王长江并打伤多人，酿成了惊动全县的“十·八”惨案。事情闹大了，县政府出面查办。淮美中学趁机将要求取消《圣经》课的乔冠华和其他几个激进学生开除了。

　　两次被校方除名，乔父大为恼火。然而，被责令留守家中的乔冠华依然“不思悔改”。

　　是年寒假，在外读书的学生们已陆续回到东乔庄。在家“反省”的乔冠华与侄儿乔宗秀等秘密串联起一二十个学生，成立了“奋斗社”。接着，他们策划在除夕这天进行一次破除迷信的大行动。除夕之夜，大家各就各位分头行动。此时，乔冠华又别出心裁地办出了一份旨在破除迷信、反对神教和封建习俗的《强报》，并自写发刊词。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办刊物”，“虽然这个事情很小，但在我们当时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

　　大年初一，各家各户早早开门放鞭炮，欢度新年，可他们没能“开门大吉”却都遇上了“晦气”：除夕张贴的一副副大红春联，全都被书有革命口号的白纸给一一覆盖！由族长带队去宗祠磕头拜祖的乔氏门族在祠堂门上看到的是《强报》的发刊词《洋鬼子已在叩门》，这令守旧的长者们怒不可遏，纷纷要求严惩“祸手”。当得知是乔冠华领头所为，一个个气急败坏地围上了乔守桓。

 

 

　　儿子在族门内闯下大祸，乔父当然怒不可遏。他罚这个闯祸的儿子去湖垛一家店铺当学徒，乔冠华执意不从并以绝食抗议。最后还是叔父出面调停才使父亲收回成命，勉强同意送乔冠华去淮安中学读书。

　　淮安中学，其规模和教师的学识水平以及教材的广泛程度，远非亭湖中学和淮美中学可比。在这里，乔冠华又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作品。当他第一次接触到郭沫若主编的《创造》月刊时竟爱不释手。后来留学日本时，乔冠华去拜访郭沫若，年龄相差近20岁的两个人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郭沫若紧拉着他的手:“冠华，你才思泉涌，见解深邃，奇才啊！”乔冠华赶忙说:“先生今天的一席话，令我终生难忘。”

 

　　南京中央大学区江苏省立淮安中学同学录（1928年）

　　此图为新淮中公众号资料图片

 

　　由于受了革命思潮的进一步影响，转入淮安中学的乔冠华愈发“不安分”了。他又带头闹起了学潮。这一次，他们将矛头直指校长王中慈。虽说乔冠华是跳级插入该校，但因成绩优异、文笔出众，同学们都推他出任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功课都是数一数二”，又“能说会写，谁都怕我，大家不敢和我争论事情”，所以在学潮中自然就成了“头目”人物。“不过闹事的结果，我们这些人又一次被开除了。这是第三次。”

　　走投无路之际，乔冠华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本家叔叔乔耀汉在南京的钟南中学任教。于是，乔冠华径直去了南京。

　　来到钟南中学后，他跳级直接插入高三年级的毕业班学习。

　　谁也未曾料想过，就是这个先后转过四所中学三次被校方开除的未满16岁的乔冠华，居然在几个月内轻松地“啃”完高中全部教程，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钟南中学毕业文凭，并于当年(1929年)同时考取国内两所名牌大学——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

　　经过慎重考虑，1929年秋，乔冠华来到了素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园。

 

 

　　在清华时，乔冠华一开始选择的并非哲学系，而是国文系。这是出于他自幼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偏好，同时也是因为看中了国文系的必修课程较少，他可以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阅读其他的经典著作，学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当他了解到哲学系的必修课程较之于国文系更少的时候，才于第二年果断地从国文系转到了哲学系。

　　清华园的学术氛围浓厚，进步活动也十分活跃。1930年3月，为推动革命文学运动与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50余人，在中共的领导和支持下于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后，组织了各种研究团体并在各地设有分部，先后出版有《萌芽》、《拓荒者》等大量刊物。

　　此时，清华园内业已集聚了相当的左翼力量，其中学生会的领导权亦已部分地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手中。乔冠华在清华求索苦读的同时，也在关注时局，并融入进步学生的部分外围活动之中。他与老师们一起讨论局势，与同学们一道探讨现实。这期间，他结识了同在一校读书的另一名盐城籍同乡胡鼎新(即胡乔木)，并开始与他密切地交往。

 

 

　　胡鼎新虽年长乔冠华一岁又迟他一年考入清华，但社会阅历颇丰，活动能力和组织才能很强。入校后，他听从吴有训建议由物理系转入历史系。他是当时校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还担任了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具体负责并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

　　两个盐城同窗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用乔冠华的话来讲，“那时的精神状态真有点如醉如狂”。他们与许多的进步学生们一起，积极组织并参加学生革命运动，曾先后赶跑了国民党试图完全控制清华大学而两次派来的校长——罗加伦和乔万选。

　　1932年5月，胡鼎新暂时离开北平返回苏北盐城。很快，他又和家乡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并正式加入中共。次年春，由他主编的《海霞》半月刊在盐城出版，主要发表以宣传反对封建独裁、争取民主自由为主题的散文、小说、诗歌等作品。时因不便公开露面，胡鼎新请乔冠华的长兄乔冠军以在盐城成立的“综流文艺社”名义办刊，并请乔冠军出任名义主编。后因经费困难，《海霞》又改出每期八开四版一大张的《文艺青年》周刊。

　　时在清华的乔冠华获悉后，先后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短篇小说，以及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等文章，发表在这个进步刊物上。后来，由于地下党盐城县委书记蔡道生(即嵇荫根，胡鼎新的入党介绍人)的被捕叛变，该刊仅出五期即被迫停刊；胡鼎新亦于1933年9月挥泪告别故土，经上海转赴杭州的浙江大学，一面读书一面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组织并领导浙大的学生运动，继续传播进步的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知识。此时，乔冠华已读完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

　　就在乔冠华为下一步的何去何从而一筹莫展之际，他的日文老师钱导生教授建议他留学日本。乔冠华回忆说，“在我来讲，我一方面想研究中国近代史，另一方面，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很想去看一看，所谓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但是出国留学的这笔昂贵费用，家里实难承受。钱教授考虑到他的学业突出，干脆通过学校向教育部申请，并亲自与教育部交涉，最后终于获取了公费留日的名额。这才使乔冠华圆了赴日留学深造的梦。后来，每次与人谈及母校清华，乔冠华的回忆总是那么具有人情味：清华的生活令人留恋，它使我开始迈出人生的坚实步子；清华的老师授予我诸多知识，并为我去日、德留学给以帮助，邀我去清华合并后的西南联大执教。对这些恩师我始终充满着无限敬意……

 

 

　　1933年夏末秋初，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年仅20岁的乔冠华，在侄儿乔宗秀的陪送下来到上海码头。他将从这里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

　　到东京后，乔冠华在学校附近租住了一个便宜的公寓。这是一个临街的房间。乔冠华就是在这里认真而广泛地阅读着各类经典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黑格尔的、托尔斯泰的，只要能索猎到的他是无一不读，也全然不顾是日文、英文还是俄文、德文。深夜，一部作品读完之后，他总要熄灯静坐，闭目沉思。

　　除了读书，乔冠华还经常勤工俭学以补充学费及日常开销的不足。在如愿地拜晤了仰慕已久的郭沫若之后，他暂时放弃了家教，集中精力，着手业余翻译山本申太郎、玲林异太郎等日本左翼文化界较有影响人物的进步作品，其中山本申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一书，历时半年有余，完稿后寄往上海的一家书社企望出版，但寄出后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不仅没有出版，最后连书稿也不知下落了。

　　1934年春，乔冠华结识了日本共产党员三浦。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师生中，日共秘密组织的活动十分活跃。作为该组织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三浦与乔冠华相处得很好。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讨论国际时事。乔冠华还多次参加他们组织的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秘密宣传活动。

　　一次，在与三浦约会时，乔冠华被警察盯上并被截住。原来三浦已经被捕。

　　乔冠华被抓到了警察局，警察很快又去他的住处搜查，在《朝日新闻》里搜出了一份日共中央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时在东京的钟正文、青年会的林林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们，听说乔冠华被日方逮捕关押，十分焦急。他们在外围想方设法试图援救，但日本当局拒绝释放。一段时间之后，日方虽然没有审问出什么名堂，但仍认定乔冠华是危险分子，遂决定将他驱逐出境。

　　因为是被“驱逐出境”，不便向家人交待，乔冠华回国后又在上海的侄儿乔宗秀家住下了。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清华校友颜正平突然在沪上出现，这使乔冠华喜出望外。颜邀其北上京城，进京后可暂住颜家。

　　1935年暑假，应约再返清华的乔冠华，恰巧碰上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相应大学交换优秀留学生到对方深造的机遇。经冯友兰、金岳霖等知名教授的极力举荐，乔冠华幸运地获取了清华大学赴德国公费留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唯一名额。消息传来，乔冠华十分激动。他为能够踏上曾经哺育过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一代圣哲的故乡，实现自己平生酷爱哲学的宏愿而兴奋不已。

　　1935年8月31日，乔冠华和外语系的校友季羡林结伴来到前门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内除了乔、季二人，另有十几位青年也都是西赴德国留学的。

　　经过将近两周的颠簸旅行，乔冠华等一行终于来到了德国的首都柏林。

　　然而，笼罩着恐怖战争阴影的柏林让人望而生畏。乔冠华在柏林补习了一段时间的德文之后，毅然放弃柏林，来到位于莱茵河畔的图宾根市，选择了当年黑格尔的母校——图宾根大学。

　　图宾根大学是世界哲学界颇具声名的一所大学。这里环境幽雅，景色迷人，学术氛围浓厚，全无柏林的那种喧嚣、浮华和狂热。图宾根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异常丰富，有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著作的各种版本应有尽有。这为一直在攻读德国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乔冠华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除了全面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继续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外，他还适时地增加了一门新的课程：研究军事学家的理论。

　　此时在国内，日军已进逼华北。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卖国投降的政策，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德国，中国留学生们也都陆续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当时，在图宾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虽不很多，但乔冠华与他们相处很好，国民党著名将领赵一肩便是其中之一。

　　赵一肩原系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爱将师长，1932年亲自指挥过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只身来到欧洲考察，进入了图宾根大学深造。此时，身居国外的乔冠华也十分关注国内时局。于是，乔、赵二人便密切地交往了起来。他们不仅彼此探讨学问，也经常切磋国内形势。后来，他们的圈子越来越大，包括了秦邦川、朱江沪、孙玉新、蒋学文、景林、李文华、陆宗华、温康兰等众多人物，形成了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1936年，国际风云已是变幻莫测，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并日趋紧张，处于纳粹统治下的西欧德国更是一片白色恐怖。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时局变化与发展的乔冠华，凭着他的睿智和预见力，越来越感到世界大战已是不可避免，并且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已不甘做“百分之百的书生”了。他瞄准军事问题这个时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一方面与留德的进步同学一起频繁地往来于图宾根与柏林之间，积极参加柏林中国留学生团体组织的各种抗战活动和旅欧学生抗日救亡组织“反帝大同盟”，并曾几次与国民党驻德大使馆发生冲突；一方面钻研军事科学，认真研读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三卷本。他甚至干脆自开新课，广泛研读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著作，并且面对着各种版本的欧洲地图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当时乃至日后整个世界的战争局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德国，乔冠华等进步学生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在留德学生会的组织之下，他们创办了一个名叫《抗战时报》的油印刊物，日出一期，及时向留学生们传播国内抗战的各种消息。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再次制造“八·一三”事变，扬言三个月内消灭中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内如火如荼的抗日烽火吸引着身居海外的每一位中华儿女，原计划在哲学领域继续深造并进行一番作为的乔冠华坐不住了。他决定立即回国！

　　乔冠华在图宾根大学匆忙地写了一篇所谓的毕业论文，并交给了他的指导老师——一位与他关系很不错的德国哲学教授，尔后“就放手一心一意地到柏林去搞抗战工作”了(后来得到校方通知，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据德国鲁尔大学海尔默特·马丁教授回忆，1972年他找到了当年乔冠华撰写的这篇关于《史记》的博士论文，并于1976年在德国出版了这一论文)。

　　1937年底，乔冠华由德国柏林来到法国巴黎，并很快与中国留法学生会接上了关系。次年春，归心似箭的乔冠华终于坐上“霞飞”号邮轮，由法国巴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香港，再由香港坐火车回到广州。至此，25岁的乔冠华结束了他的全部求学生涯，开始全身心地融入到国内抗日救亡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时代洪流。

　　就在乔冠华回国的先一年，他的留德同学赵一肩也已回到广州，在余汉谋部就任参谋长。乔冠华来穗后，赵一肩随即将他引见给余汉谋并邀请他与自己一起工作；恰在此时，因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西南联大”并迁至昆明，当年的母校老师金岳霖教授又诚邀他去“西南联大”执教。一阵犹豫之后，乔冠华谢绝恩师的邀请，接受了余汉谋和赵一肩的挽留。

　　投笔从戎的乔冠华很快在赵一肩主管的参谋处出任上校参谋。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外国的军事情报和当时的国际动态，同时负责主办一个内部刊物。如此差事，驾轻就熟的乔冠华干得十分出色。他在那份内部刊物上，陆续发表了自己早期的国际述评文章，其磅礴的气势、严密的逻辑和犀利的文笔，深得余汉谋赏识。正当乔冠华方显身手、有所作为的时候，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乔冠华不得不随军撤至韶关。

　　是年底，鉴于广东与海外的联系已中断，余汉谋决定委派亲信黄范毅赴香港创办一个晚报，乔冠华又被点将赴港以协同办报。

 

 

　　随着乔冠华在港岛的再次出现，一份以剖析时局而独树一帜的《时事晚报》亦随之创刊，其扣人心弦的国际述评文章，恰似“给蒸闷湿热的南国带来一阵清风，使人们对阴暗的时局看到一丝希望的光芒”。于是，“《时事晚报》发表社论之日，即是香港奔走相告之时”。一时间，主笔乔木(即乔冠华)成了世人关注之焦点，“一个卓越的国际评论家诞生了”……
 

　　原文出处：中红网

　　作者：茆贵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