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后 记
后 记
我写《汪曾祺传》的想法，最初是萌发在主编《汪曾祺文集》的日子里。那是i993年的上半年，我在江苏文艺出版社支持下，在汪曾祺先生指导下，花短短四个月时间编定120万字的《汪曾祺文集》。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当代作家文集，名副其实的"第一"。从那以后，他们每年都出版几位国内知名作家的文集，以致逐渐在文学界、出版界形成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汪曾祺文集》出版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短时期内再版三次。人们在阅读汪曾祺先生具有独特韵味作品的同时，想进一步了解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版社希望我写一本《汪曾祺传》，我自己也跃跃欲试。但是，出版社一次又一次把《汪曾祺传》列入年度出版计划，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失约。这原因一是难写，二是我的工作忙，难以寻觅到整块的写作时间定心写作。
写《汪曾祺传》之难，主要难在资料缺乏。汪曾祺先生与我这个小同乡联系频繁，这自然是个有利条件，但了解往。拭完全靠他回忆，因为他没有记记的习惯。尽管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可是，要求他准确无误地回忆已经成为历史的几十年前的那许多往事，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收集写传的必要材料，我大致通过下列途径：抓住机会，向汪老当面请教；仔细阅读汪老自己写的具有回忆性质的文章；尽可能收集海内外报刊关汪老的介绍文章；实地调查熟悉汪老情况的同学、同事、亲戚、朋友等。这其中，汪老的文章是我获取作传材料的重要来源。事实上，我在写作过程中，很多时间是用来对汪老的文尊进行仔细地梳理，认真地鉴别(包括考证)和恰当地选择。闻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曾祺传》是由我执笔写成的汪曾洪传。
渎汪曾祺的作妙我们会具体感受到属于他自己的明确的创作追求。他的作品虽然难以产生黄钟大吕之声，但人们却能从他对平民百姓普通生活的抒写中看到世俗生活中存在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健康的人性和美，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和滋润。读者喜爱他作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汪曾祺自己对此也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他还坦率地说："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那么，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道路形成汪曾祺这样的创作观的呢?这正是我写《汪曾祺传》的目的。我希望我写的这本书，能成为一般读者、特别是文学爱好者了解汪曾祺的向导，对文学研究工作者，我的：能为他们深入研究汪曾祺的作品，提供一份参考，一份佐证。基于上述目的，为最大多数普通读者着想，我有意采用散文笔法写《汪曾祺传》，注意可读性。汪曾祺先生是散淡的人，他的作晶关注的是平民百姓，以散文笔法写《汪曾祺传》，不亦宜乎?
《汪曾祺传》前后历时两年多才脱稿，因为没有整块的写作时间我的写作只能忙里抽空，断断续续。常常写了一半就因工作忙而暂时搁笔，待到多日后再续写，原有的写作激情已消失大半。本来想把全书多磨几次再付印，又怕拖很长时间。思之再三，觉得还是先出版为好。敬请读者，特别是熟悉汪曾祺先生的亲朋好友对本书给予更多关注，多提出批评指导意见，以便再版时补充与丰富。
《汪曾祺传》终于正式出版了，我把此书看成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因为全书凝结着我与朋友们的真诚友情，这友情将永远温暖着我的心!本书中部分章节曾在国内一些刊物上发表过，这使我有机会听到不牯自编辑和读者的宝贵意见。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给予我充分的理解和具体的支持，江苏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更是对我的写作给予经常性的鼓励与指导，在此，谨向所有关心与支持本书写作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陆建华
1997年仲春之夜于金陵勉耕斋
补 记
《汪曾祺传》写好交江苏文艺出版社后，从责任编辑到出版社领导都以满腔热情和最快速度抓紧审稿，并于1997年5月16日上午下班前正式完成书稿发排的一切有关手续。这天是星期五，他们的本意是抓紧时间，否则，稍一迟延，又是几天过去。万万想不到，书稿发排之际，也正是汪曾祺先生在北京友谊医院告别人世之时。莫非冥冥之中真有某种神秘力量在安排一切么?噩耗传来，我与出版社同志都十分悲痛。我们既为汪老的突然去世，特别是为他一直关心本书的写作，并亲自为每章审稿，但最终却未能见到《汪曾祺传》的正式出版，这不能不使人痛感此恨绵绵无绝期；却也为书稿终于发排能告慰汪老于九泉之下而稍感心安。
自幼爱读《庄子》、对人生始终持淡泊、豁达态度的汪曾祺先生很早就参透生与死这个不可抗拒的铁的人生法则。他曾在《白马庙》一文中记述过1945年他在昆明郊区一所中学任教时的独特感受。他说，上课之余，除了在屋里看书，常常伏在窗台上看农民种田。最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用一把长柄锄头挖地。"这个孩子挖几锄头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无字，只有一句，但是，很好听。长日悠悠，一片安静。我那时正在读《庄子》。在这样环境中读《庄子》，真是太合适了。45年后，即l990年，他在《七十书怀》一文中明确地谈到生与死。他说："一想我再没有六十几了，不免有一点紧张，我并不太怕死，但是进入七十，总觉得去日苦多是无可奈何的事。这就是说，先生并不为来日无多而惧怕·却为"去日苦多"而感到无可奈何。"去日苦多"这四个字真是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是的，汪曾祺先生被耗掉的时间太多了但这不是他个人的过错。假如天公再给他多一些时日，更重要的，假如改革开放的时代早些到来，早日允许他能从心所欲地写他想写的《受戒》、《犬漳记事》、《异秉》那样的充满生活的诗意，洋溢着人性美、人情美的作品，那么，他一定能留给我们更多更好的美文!可惜，这一切都只能是"假如"。想想汪曾祺先生大器晚成的无可奈何的事实，我们这些生者怎能不百倍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
行文至此，热泪难忍。且让我以至诚态度，将本书敬献于汪曾祺先生灵前，并祝愿先生天国安息!
陆建华
1997年5月17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