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中学

从1940年创作第一篇小说《灯下》算起，到l996年，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旺曾祺共创作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这些小说从题材上看，清楚地分为四个方面：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又主要是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昆明为背景的小说；以塞外的农场果园为背景的小说；以及以北京世俗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在这四类作品中，最具有思想和艺术价值、奠定了汪曾祺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地位的是那组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组小说，就没有其他三类题材的小说，更没有在当今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汪曾祺。

用八十年代人的感情写往日的美和健康的人性

汪曾祺在粉碎四人帮后写的第一篇小说是《骑兵列传》，以后他接着写了《塞下人物记》，这两篇小说的创作大抵反映了当时汪曾祺的创作心态。文艺界在摆脱长期"左"的束缚、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一伙的精神枷锁之后，开始迎来一个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新时期。始终对文艺创作深沉眷恋着的汪曾祺，此时受到感染，也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写他所钟爱的小说。但这个时候，政治上乍暖还寒，曾经被划为右派、还曾经参加过"样板戏"创作的汪曾祺，不可能一下子就随心所欲地写他想写的题材。因此，他创作《骑兵列传》和《塞下人物记》，只能算是一次创作行动，显示了他复出文坛，但这并不是他自觉的创作追求。直到他有意识地致力于创作那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以后，汪曾祺这才找到了创作上的自我，开始了他个人创作历史上的最具光彩的一章。

从八十年代《异秉》、《受戒》的发表，到1996年年底，在这十六年内，汪曾祺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总共四十多篇，这还不包括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写的几篇。从量上看，这数字不算多，而且写的多为旧生活，但令人惊奇的是，就是这四十多篇作品，给人们打开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艺术天地。作品中那些三四十年代苏北里下河地区小县城的风土人情，那些从历史深处飘来的往日的歌，总是动人地撩拨起读者对故乡的深深恋情，勾引起他们依稀的童年往事。对于曾经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读者是如此，对于没有去过苏北里下河地区的读者也是如此；对于经历过那段历史岁月的年长者是如此，对于今天的中年人青年人亦复如此。

这就是汪曾祺作品的独特魅力了。

首先，他总是以深深的敬意、至诚的感情，把故乡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

在汪曾祺的这组作品中，没有权势显赫的达官贵人，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却大都是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他们中间有《岁寒三友》中做生意的王瘦吾、陶虎臣，有《三姊妹出嫁》中卖馄饨的秦老吉以及他的分别为皮匠、剃头的、卖糖的三个女婿，有《受戒》中的一群和尚，有《大淖记事》中的锡匠和挑夫，连唱戏的、渔人、瓦匠、地保、屠夫，也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主角，他的作品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也不过是《徙》中的中学老师高北溟和《鉴赏家》中的被称为"全县第一个大画家"的季勾民。汪曾祺把这些普通的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体进行描写时，不是为了求新，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真正觉得这些家乡父老朴实如大地，坚韧如松柏，真正地可敬可亲!因此，他决不以高人一等和怜悯的态度看待这些自食其力的劳苦大众，而总是怀着深深的挚爱和温柔的亲切感去发掘蕴藏在这些父老乡亲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劳动是这些普通市民百姓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汪曾祺在作品中充分肯定他们所从事的劳动职业，并进而赞美他们的人生价值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榆树》中的侉奶奶，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平常吃的真是苦，她一年到头喝粥，三顿都是粥"；她勤劳、本分、朴素、善良，"大家都愿意找她纳，也不讲个价钱，给多给少，她从不争"。她的生活实在是平淡之至，作者所写的也似乎平淡之至。但简简单单的几句描述："这些捉蚂蚱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侉奶奶纳他们的鞋底，尺码一年比一年放出来了"；轻轻的一句话："多少人穿过她纳的鞋底啊"，就立刻在平淡叙述中释放出令人怦然心动的真情。这是感叹时光易逝，更是赞美侉奶奶造福于乡邻的平凡劳动。再看《金大力》中的金大力，他当上瓦匠头儿，不是因为德高望重，不是因为技高一筹，也不是因为能言善辩，而是因为勤恳、实在、对人诚心、体恤他人，这才赢得居民和瓦工的信赖。作者赞美金大力的为人，其实就是赞美一种做人的准则。因此，小说最后的那句："不，他也老了。他的头发已经有几根白的了，虽然还不太显，墨里藏针"，叙述中夹着感慨，更流露出作者对主人公的不尽柔情!汪曾祺之由衷赞美平凡劳动者的平凡劳动，还表现在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把劳动予以诗化。在小说《戴车匠》中，他称"戴车匠是东街一景"，他是这样富于诗意地描述戴车匠劳动时的情景的：

戴车匠踩动踏板，执料就刀，镟刀轻轻地呻吟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蕃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

第二，他总是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普通风俗的描写，引导读者去发现大干世界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市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

汪曾祺的这组小说里所表达的劳动领域十分广阔，工农学商，柴米油盐，布帛麦菽，几乎无所不包。正是这些描写，展开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绵长悠远的劳动画卷，而当作者在这幅劳动画卷中融入真切动人的风俗描写时，就进_步成了积淀丰厚的人文风俗的显示。

关于风俗画描写，汪曾祺是有意为之的。他的这组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之曰竦媒豢诔圃蓿渲幸桓鲋匾蛞苍谟谧髌分械木哂信ê竦胤教厣姆缢谆栊矗粼鞑⒁虼硕怀莆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说过："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且使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谈谈风俗画》)。写风俗，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写人。因此，汪曾祺在作品中既把风俗作为人的背景，更注意把风俗和人结合在一起，使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的契机。这在《岁寒三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篇小说中，有一段关于放焰火的描写：

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着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卖豆腐脑的，卖煮筝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鸡头米的......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

这场放焰火的活动，是为安然度过伏汛和秋熟丰收在望而举行的，具体操办者之一就是炮仗商陶虎臣。这里写的是放焰火的风俗，几乎没有一笔写人物，但作者实际上是写焰火的制造者陶虎臣。作者是有意在表现人们看焰火时的欢乐热闹气氛中表现生活一度处于上升时期的陶虎臣的愉快心情，表现用自己的劳动为人们提供欢乐，并于别人的欢乐中感到欣慰的一个善良人的品格。

第三，他总是通过对普通民众不屈服旧生活压力的精神力 与常见的一些小说相比，汪曾祺从不把他的精力集中在情节的曲折多变上，他的小说很少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有的甚至连完整的情节也没有。如《故乡人》中的"打渔的"，如《晚饭花》中的一些篇章。至于《桥边小说三篇》中的《詹大胖子》和《茶干》，居然是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他通常采取的办法是，摹写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人情世态，生活风习，于风景画描绘中选择一些看似平凡实则具有典型特征的事件和细节，用清淡朴素的文笔和倾注的深情，融和点染，于是就造成了一幅幅气韵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一个个形象逼真的人物素描。不仅给人以咀嚼隽永的余味，而且作者所描绘的人物、所叙述的事件、所渲染的气氛，竟能留在读者的心中再也不能离去。

这正是生活中的美和力在发挥作用。

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熔铸着自然的美、理想的美，作家如果醉心于故事情节的虚构，非但不能发掘出、表现出生活的美和力，有时反而会掩盖住生活中的美和力的本质的光辉。汪曾祺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在汪曾祺看来，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正是那些表面看来平平淡淡的事，他认为，"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小说笔谈》)。汪曾祺的小说"很有情致"，特别是那些以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写得很有情致，他善于在对平凡生活的描绘中，着力显示生活的美和力，他总怀着深深的敬意写出普通市民百姓美好纯朴的灵魂。这样，虽然反映的是旧生活，但却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那些地位卑微但品德高尚的平民百姓的美好心灵，正是支持着他们在难以生存下去的旧社会凛然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读者还激动地看到，即使在旧社会，也普遍存在着美和力，而这正是社会历史得以发展的强大动力。当然，旧社会必然存在拂之不去的阴影、寒冷和忧郁，汪曾祺小说的重要成功之处(也是他能把一切变得高尚、美好且动人的本领)，就在于他执著地写逆境中的顺境，抑郁的乐观主义和时代阴影遮盖下的劳动人民的苦趣。

且不说在《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故事透示出劳动者在旧社会邪恶势力压抑下表现出宁死不屈的精神力量，就是着力表现单纯无邪的青春美和苦趣盎然的民风民俗的《受戒》，也隐隐暗示出劳动者生活的艰辛，否则，明海就不会出家当和尚了。《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被旧社会逼得眼看就要走上绝路，但作者却动人地写清贫正直之人用真挚友情支撑着濒临绝境的人，互相扶持着重新站立起来，互相鼓励着要顽强地活下去。由于作者把重点放在歌颂相濡以沫的人间真情，于是，《岁寒三友》就使一幅原本暗淡无光的旧生活的画面，于最后放射出鼓舞人心的光彩，给人以生的信心、活的力量，不仅使作品冷中生暖，暗中闪光，也使小说平中出奇。

汪曾祺之所以能用轻快的调子唱出一支支艰难时代的欢乐的歌，能在反映旧生活的小说中写出美和力，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关键在于他用八十年代人的感情去写四十多年前的人和事。他所写的这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大都是他十六七岁以前在家乡得到的印象，但直到他过了六十岁，才大江直泻般写了出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这固然由于进入新时期，有了宽松的创作环境，就作家本人来说，如同汪曾祺自己所坦言的： "大概是因为我比较成熟了，我的世界观比较稳定了"(《沿着(讲话>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

"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我的小说

中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

当汪曾祺的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在文学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以后，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表现健康人性美的作品，美得理想，美得自然，更美得真实，这当然是由于作者有厂支化平淡为神奇的笔，但生活的原貌究竟是怎样的呢?在从生活到艺术的创作道路上，汪曾祺究竟采取了怎样的艺术手段呢?

有一个来访者就曾经这样直截了当地询问汪曾祺："您的许多作品都是写故乡高邮的乡俗人情的事的，也可以说是您创作的主要部分。是否您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写自己生活经历中的实有的人物、事件......?"

汪曾祺明确答道："大部分是有生活根据的，当然也有一些想象、虚构，而这也需要两条：一是靠生活的长期积累；二是要有对生活的独特看法，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作家的主体性。我很同意德国一位心理学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所谓想象，不外是记忆的一种重现和复合。我的一些作品就是写有关故乡旧事的记忆。如果在生活中没有真实的感受，从何想象?"(见《北京文学》l989年1月号，张兴劲：《访汪曾祺实录》)

在这以前，汪曾祺在与香港女作家施叔青对话时，谈到小说《异秉》，汪曾祺说："《异秉》里的那个药店'保全堂'，就是我祖父开的，我小时候成天在那里转来转去。"谈到小说《受戒》里写到和尚娶个老婆带到庙里去，小和尚还管她叫"大娘"，和尚赌钱打牌，过年的时候还在大殿上杀猪，农村姑娘小英子天真无邪，汪曾祺强调说："这都是真的，我就在这小庙里住了半年，小英子还当过我弟弟的保姆"(见《上海文学》1988午第4期，《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事实正是如此，汪曾祺的作品所以具有感人肺腑的真情，最根本的是他自己首先确实为生活中的人和事所打动，但他并不着急写到作品里，因为他执著地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伤感主义，这样才能写成小说"(《桥边小说三篇》后)。这就是汪曾祺为什么到了六十多岁了，才开始写四十多年前的故乡往事，而且又大多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所在。

将汪曾祺小说中所写的人和事，和生活中的原型对照一下是很有意义的事，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特殊角度去理解汪曾祺的作品，窥视他的创作秘密。

首先。汪曾祺的不少小说特别是他的一些获得普遍赞誉的优秀小说，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生活原型。

像人们熟知的《异秉》中的王二，生活中实有其人。王二的后代看了小说后，对汪曾祺的儿子说："你爸爸写的我爸爸的事，百分之八十是真的。"《受戒》中的小英子以及石桥和尚，其原型就是生活中的小英子和铁桥和尚。铁桥和尚是高邮善因寺的方丈，是与汪曾祺父亲过从甚密的画友。《钓鱼的先生》中的王淡人医生，其生活原型是生活中汪曾祺的父亲汪淡如。汪曾祺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散文中，明明白白地这样写道：

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趟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先生》里写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淡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洋义赈会"发来的面饼(一种很厚的面饼，山东人叫"锅盔")。

一--《我的父亲》

再如小说《徙》里的高北溟先生，生活里也是实有其人，汪曾祺在小说中甚至连名字也没有改，因为小说里写到高先生门上的一副嵌字格的春联：辛夸高岭桂，未徙北溟鹏。这副春联是真的。还有小说《珠子灯》里的孙小姐，其生活原型就是汪曾祺的二伯母。二伯父早逝，二伯母脾气因之变得古怪起来，平时没有人到她屋里去，常去的除了女佣，就只有汪曾祺了。她喜欢汪曾祺，给他吃点心，还教汪曾祺读诗，高兴的时候还给汪曾祺讲文学故事。二伯母守节多年，直到死去。《珠子灯》里写孙小姐寂寞地躺了十年，默默地死去，"从锁着的房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嗒嗒落在地上的声音"。这分明寄托着汪曾祺对最终作了封建礼教牺牲品的二伯母的哀思。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小说《鉴赏家》中的画家季匀民以及所据以描写的生活原型王陶民。

小说《鉴赏家》讲述的是画家季勾民与果贩叶三之间的友情故事。季勾民是被作者称之为"全县第一个大画家"，他画名卓著，在县里被人尊称为"四太爷"。他行为潇洒，绘画时喜欢 "一边画画，一边喝酒。喝酒不就菜，就水果。画几笔，凑着壶嘴喝一大口酒，左手拈一片水果，右手执笔接着画。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他脾气有些怪僻，平时不当众作画，画画有时要把书房门锁起来；他最讨厌听人谈画，而且很少到亲戚家去应酬。就是这样一个季匀民，却与果贩叶三成了莫逆之交，这当然不只是叶三总是搜罗最好的时令水果及时给季勾民送去，而是因为叶三真心实意爱上了季勾民的画。叶三五十岁了，渐渐老了，儿子们要给他做寿，劝他不要再风里雨里、水里旱里贩卖水果，叶三断然拒绝，他还是卖果子。"他真是为了季句民一个人卖果子的，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他给季甸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季勾民有重义轻财的好品德，他视叶三为友，他的书房允许叶三无须通报而自由进入，他同意、甚至很愿意叶三在一旁站着看他作画，他既因为叶三常年给他送来时令水果，更因为叶三有纯朴的鉴赏力，和毫不做作的率直品格。往往叶三称赞的地方，正是季勾民的得意之笔；遇到季句民绘画中出现违反生活常识之处，叶三也能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当面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作者小说中所描述的画家季勾民都由衷地称果贩叶三为"鉴赏家"。这样的故事，颇像古代俞伯牙、钟子期因听琴而结为知音的传说，但《鉴赏家》写的是一个画家与一个果贩因画而结为生死知己的故事，侧重于表现劳动者的精神风貌和传统美德，所以更加耐人寻味。小说中的主人公无疑是叶三，但画家这个人物是关键。生活中的原型也确有被高邮人称为全县第一大画家的王陶民，他少年时即陶醉大自然之美，酷爱绘画，自学成才，l925年至l932年旅居上海，曾任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主任、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兼任《美术生活》杂志特约编辑。l933年，王陶民辞去上海的有关职务，回到家乡高邮，潜心创作，他为人清高，厌恶与权势、汉奸之类交往，却爱与平民往来。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卖水果的，北方人，名叫陈宝贵，人称"陈侉子"。陈侉子目不识丁，却酷爱买画、赏画和评画，故深得王陶民之器重。有这样一段记载：

(陈侉子)一天上街买米，见到一张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李觯的《枯荷图》，竞忘了买米，又向别人借了钱买回了画。他拿给陶民看，陶民师法李觯，对李绰的风格很是理解，一看便说："真乃精品也。"陶民问陈侉子这幅画好在哪里?陈侉子说："你看，这败荷，手一碰似乎就碎了；那莲蓬摘下来用手一摇，就会听到"格打格打，的响声，真是太美了!"陶民击掌叫道："你评得太好了，这些话我也说不出。"陶民作画时，大女儿给他磨墨，陈侉子可在一旁观看，其他概不准进。陈侉子常常送些时鲜水果上门，如樱桃、李子、三白西瓜等等。陶民作画时也喜欢他在旁边评议。陈侉子从不索画，陶民主动送给他几十幅，他在街上见到陶民的画有时也买。时间久了，陶民与陈侉子成为挚友。一天，陶民画了几朵大鸡冠花，陈侉子说："花太大了，叶子小了，少了。"陶民当即添了几笔，侉子说："好!"陶民也满意地笑了。

--朱延庆著《高邮》一书中《画家王陶民逸事》

将生活中的画家王陶民与果贩陈侉子的故事跟小说《鉴赏家》申的面家季鲡民与果贩叶三的故事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 现，现实生活给予汪曾祺以灵感，汪曾祺以其对绘画的精通与了解，按小说创作塑造人物的要求，对生活素材加以精心"改造"，于是便创作成功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精品《鉴赏家》。汪曾祺的这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人物有生活原型，有些小说的事件和细节也有生活原型。事件自然与人物有联系，但有些事，汪曾祺少年时期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并未见到当事人，但几十年后，这些事件却成了他的创作契机。像《陈小手》中男接生员陈小手的故事就是继母告诉汪曾祺的。在汪曾祺住家附近的大淖，也确实发生过一个小锡匠因为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的事。当时，少年汪曾祺就曾跑过去看那个"巧云"。这件事烙印般记在汪曾祺心中，几十年都没有忘掉。汪曾祺小说中的细节，特别是那些对揭示主题和塑造人物起着重要作用的细节，差不多在生活中都有原型。最典型的是《岁寒三友》中靳彝甫所拥有的三块田黄石章，画家将这三块田黄石章视若生命，皆因这石头太贵重了：

这三块田黄都不大，可是跟三块鸡油一样!一块是方的，一块略长，还有一块不成形。数这块不成形的值钱，它有文三桥刻的边款(篆文不知叫一个什么无知的人磨去了)。文三桥呀，可在全中国，你能找出几块?有一次，邻居家失火，他什么也没拿，只抢了这三块图章往外走。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岁寒三友》

这三块田黄因其贵重稀有，有人愿出二百大洋问靳彝甫肯不肯割爱?靳彝甫直率回答："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但到小说最后，他却卖掉这三块田黄。其实，并非他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这是为了救两位濒临绝境的朋友而"舍此性命"。读者在为靳彝甫失去三块心爱的田黄而惋惜的时候，更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赤诚友谊的温暖，这攀俏藜壑Γ潜刃悦挂笾氐母呱忻赖�!很难想象，写《岁寒三友》，还能找出比这三块田黄更合适的"道具"以表现人性美、人情美!而这三块田黄是有原型的，那就是生活中汪曾祺的父亲所拥有的三块田黄石章。不妨这样设想，正是少年时代长期耳濡目染，父亲的三块田黄在汪曾祺心中印象太深了，终于在几十年后一发而成为创作《岁寒三友》的契机。

类似这样的细节原型还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些。像小说《受戒》中小英子的妈妈会剪花样，是汪曾祺从祖母身上借来的。《桥边小说三篇》中的《幽冥钟》，汪曾祺读小学时，就曾多次到学校附近的承天寺看过那口钟，多次听大人们讲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的故事。半个多世纪以后，他终于为承天寺，为承天寺中这口钟写出了别具一格的小说。这篇作品几乎连人物都没有，只有一点感情，它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发表后引起人们浓厚兴趣。可以说，是生活中的承天寺的钟，启发与鼓舞了汪曾祺借此对"小说"概念进行了一次颇有意义的冲决。

在粗略地介绍了汪曾祺小说中一些生活原型后，可以看出，汪曾祺小说确实是现实这一肥沃的土地上开放出来的美丽花朵，这些来自生活的作品总是带着清新的生活气息和不容置疑的真实力量。当然，如同汪曾祺本人所说："世界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把一块现成的、完完整整的生活原封不动地移到纸上，就成了一篇小说。从眼中所见的生活到表现到纸上的生活，总是要变样的"(《(菰蒲深处)自序》)。这个"变样"，就是艺术加工。生活中的原型固然为汪曾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厚实的基础，但不可能完全符合艺术典型化原则，这就需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必要的丰富与发展。而正是在这"变样"过程中，显示了汪曾祺的独特构思。生活中的高北溟先生一直在高邮中学任教，直至寿终，但在小说中为了渲染高先生的悲怆命运，就虚构了他在中学未能受聘，又回到小学去教书的情节。再如，生活中的陈小手并未被联军团长打死，但小说中的联军团长在陈小手救了他的难产的太太而且是母子平安之后，他假意付给陈小手重酬，乘陈小手骑马归去、毫无戒备之心的时候，这位联军团长伤天害理，从陈小手背后开枪将其打死。团长还愤愤不平地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人都不能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汪曾祺虚构的这背后一枪，简直是神来之笔!这一枪不仅打出了联军团长阴险、残暴、蛮横的典型性格，也极其成功地渲染了陈小手的悲剧命运，这致命的枪声将永远刺痛读者的心。

关于从生活中收集素材进行文艺创作，这本是人所共知的常规；一些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是脱胎于生活中的原型，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文学常识。但常常有些无知者对此进行无理的纠缠，甚至进而引出一些不必要的官司，这就不能不给作家带来烦恼。汪曾祺对此也是有所感慨的。他说：

我希望我的读者，特别是我的家乡人不要考证我的小说哪一篇写的是谁。如果这样索起隐来，我将会有吃不完的官司的。出于这种顾虑，有些想写的题材一直没有写，我怕所写人物或他的后代有意见。我的小说很少写坏人，原因也在此。

--《(菰蒲深处)自序》

我所以在这里有违汪曾祺先生意愿，专写一节介绍他作品中的生活原型，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这有助于文学爱好者学习如何把眼中所见的生活成功地表现为纸上的生活，亦即艺术典型化的本领；第二，更重要的，汪曾祺挚爱家乡的父老乡亲，家乡的父老乡亲也爱汪曾祺，并把他的那些充满深情的描写故乡的作品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理解他创作中的苦心经营，不会有意见，更不会让汪曾祺"有吃不完的官司"。生活中的王二的后代发现《异秉》中写他的爸爸百分之八十是真的，并没有为那"不真实"的百分之二十去与汪曾祺打官司。即使一些进行重大虚构的作品，生活中的原型对其"无中生有"的情节也依然表示理解、谅解和支持。最典型的例子是小说《徙》中写的汪厚基与高雪的爱情。汪厚基仍健在，他坦白地承认，小说写他多次向高家求婚，写他倾心爱慕高雪，写高雪之美丽，写他与高雪婚后曾经有过的短暂幸福，全都是事实。如同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可惜他们婚后仅半年，志存高远的高雪就病逝了。值得注意的是，汪厚基这样对访问他的人说："当时，我悲痛欲绝。但小说中描写我像祥林嫂一样，则是曾祺先生小说家言了"(见肖维琪：《相思到永远》，载l997年1月7日《高邮报》)。可见家乡人是通情达理的，能够严格区分什么是生活真实，什么是"小说家言"。就在这篇报道中，还有这样一个动人故事，今天的汪厚基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他至今仍深深怀念着高雪。多少年来，他一直把高雪的照片珍藏在用紫灯芯绒包了封皮的夹子里，并且总是贴身存放。来访者好奇地问："你怀揣前妻的照片，你的老伴理解吗?"汪厚基笑着回答："不但理解，而且支持。这紫灯芯绒夹子还是她缝的呢!"

这又是一个人间自有真情在的例子。汪曾祺先生完全可以进一步打消顾虑，尽情地为家乡纯朴、善良、忠厚、至诚的父老乡亲多写一些动人的作品，多唱几支一钋榈母�!

"历史好像有意要保藏他那份小说创作的才华......"

汪曾祺是四十年代新文学成熟时期崛起的青年小说家之一，但从那以后，他的写作断断续续，以至他几近被人遗忘。八十年代初期，他重新提起笔来，写出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从而在文学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组小说标志着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成熟，在他个人的创作道路上是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一站，对当代中国文学也具有相当突出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汪曾祺的这组作品把中断多年的"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条文学史线索又成功地联结了起来，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抒情小说"曾作为一支具有独特芳香的奇花而灿然开放着。虽然这些作品不能成为文学史的主流，也难以显示昂扬激越的时代精神，但这些作品着意从平凡生活中挖掘与表现人性美、人情美，善于通过一些貌似琐细的人生描写，传达时代意趣和生活情趣，表现出一种人生况味，并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德"的重大主题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表现之中，有助于读者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这种现代抒情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妹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肖红的《呼兰河传》以及师陀的《果园游记》等。不难想象，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日子里，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现代抒情小说"非但很难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连正常生存下去的权利也几乎被完全剥夺。粉碎四人帮后，文学迅速呈现繁荣之势，但一时也难以完全挣脱在一定政治目的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习惯思路。所谓"伤痕文学"，所谓"反思文学"，实质是以文学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政治上的危害，用文学去进行政治上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的小说出现，就不仅成功地联结起中断四十多年的"现代抒情小说"的文学史线索，也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说是联结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汪曾祺在继承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同时，有自己明确的追求。以小说的散文化探索来说，众多这类探索作品，是为了加强心理分析和描写而淡化小说的故事情节，使之散文化，较多的向西方现代派取经，情节是淡化了，"散文化"却未必。汪曾祺另辟蹊径，他更多地表现为向中国民族传统的借鉴，他从笔记体小说，从古代散文小品中汲取营养，得到熏陶，既符合民族的阅读与欣赏的习惯，也使作品具有历史悠久的散文美。汪曾祺所以能做到这一切，与他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有关，也与他解放以后较长一个时期暂停小说创作有联系。一位评论家说得好："历史好像有意要保藏他那份小说创作的才华，免遭多年来'写中心'、'赶任务'的污染，有意为八十年代的小说界'储备'了一支由四十年代文学传统培养出来的笔"(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

第二，汪曾祺以自己的作品显示了现实主义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学传统对丰富与发展中国当代文学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汪曾祺八十年代初复出文坛直至今天，十多年过去了，他的作品一直保持朴素、清淡、真诚、真实的文风，也一直得到文学界的重视，其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欢迎。在这十多年中，中国文坛新潮迭起，口号频繁，"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汪曾祺却总是以不变应万变。重出文坛后不久，他就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个主张至今未变。他很不赞成一些年轻人动辄提出一个又一个新Vl号，而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却不去认真学习。他不只一次由衷地说："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很高明的，年轻人只从翻译小说、现代小说中学习写小说，忽视中国的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太可惜了。"汪曾祺这样说，同时以自己作品为这一主张作了最好的注脚。读汪曾祺的小说，看他常以清淡的文笔感人地写出平常的人情，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时泛起归有光以及桐城派诸大家散文的流韵，而他的作品中的人和事，总是使我们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那一个个呼之欲出的平常的人物总是使我们如见故人，这又显然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特有的魅力。

第三，坚持将故乡的父老乡亲作为自己专注的表现对象，不但反映了汪曾祺对故乡的一往深情，也是对"英雄史观"一次有力的批判。

这可能与汪曾祺曾从事过一个时期的"样板戏"创作有关。四人帮一伙长期鼓吹要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的观点，反映了他们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如今，汪曾祺反其道而行之。他让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这不仅因为他熟悉这些人和事，也因为他从心底感到，这些平民百姓自食其力，看上去平庸，也似乎没有远大的理想和高雅的情调，但恰恰在这些引车卖浆者流身上保留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诸如仁爱、同情、互相帮助、相濡以沫、扶危济困等等美好情愫。

汪曾祺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但他也曾有过写长篇小说的念头。在1990年他七十岁的时候，他曾说过："如有可能，要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那么，他对故乡高邮如此依恋，如此熟悉，他忻挥邢牍匆徊恳怨氏绺哂饰尘暗某て∷的�?汪曾祺自己没有公开说过，但仔细阅读他的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就可以发现，他的心中很可能暗藏着一个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秘密。或者，可以换句话说，这些短篇小说连起来，从总体上看，几乎就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想，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经济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对于研究二十世纪里下河地区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社会经济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形象化的资料。最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笔下的父老乡亲，那一个个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往往在多篇小说中互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画家季勾民最初是在《岁寒三友》中出现，是作为要购买靳彝甫的那三块田黄石章而出现的配角，到《鉴赏家》中，就是作品的主要人物了。《徙》中给美丽的高雪姑娘治病并苦苦追求、迷恋着高雪姑娘的汪厚基，到《三姊妹出嫁》中，作者写剃头的大福子很能赶潮流，他装饰理发店时，特地"请一个擅长书法的医生汪厚基浓墨写了一副对子......"还有，卖熏烧的王二是《异秉》的主角，在《故里杂记·榆树》中，写侉奶奶看到侄儿从远方来看她，作者不忘写侉奶奶立刻上街，"到卖熏烧的王二的摊子上切二百钱猪头肉"。这样的例子很多，同一个人物在同一个作者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并且保持性格上的一致，这显然不是通常见到的短篇小说的构思。汪曾祺作品中这种人物互见的现象，说明了这些人物在作者心目中存活已久，因为烂熟于心，所以自然在笔下反复出现。尽管汪曾祺到底没有进而写出长篇小说来，但由于这些人物的串连，汪曾祺的这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在读者心目中已俨然是一部人物众多、场面开阔、构思完整的长篇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