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十七章 在美国的观察与思考
第十七章 在美国的观察与思考
1987年9月，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作为一名在中国文坛影响越来越大的作家，汪曾祺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在这以前，l985年，汪曾祺曾经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过香港；在这之后，1995年初，他又曾应邀到台湾讲学。这些出访，虽然也加深了他对香港、台湾的认识，澄清了因几十年来人为造成的思想的、文化的、生活的种种误解与隔阂，但毕竟还是以汉文化为基础的交流。到美国访问则不同，汪曾祺可以把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对照、比较，那新鲜的观察与思考，使他对美国之行留下难忘的印象。
尽管聂华苓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了，但她
从里到外还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对聂华苓说：
"我们是你的娘家人。"
聂华苓，湖北人，抗战后到了台湾，著名台湾女作家，六十年代与美国作家、诗人保罗·安格尔相识相爱。结婚后，定居美国爱荷华。到了美国以后没多久，聂华苓和她的丈夫安格尔就热心地为促进世界作家之间的交往与交流，与爱荷华大学商定实施一项"国际写作计划"。按照这项计划，每届邀请世界各地若干知名的作家到爱荷华聚会，时间长达三个月。在这段时间内，应邀到会的作家除了相互之间进行写作交流、学术思想探讨外，还可以到美国有关大学演讲，到美国各地参观访问。对聂华苓创作情况还算有所了解的汪曾祺，对安格尔就所知甚少了。真正熟悉他们夫妇并成为朋友是在这次"国际写作计划"活动中。安格尔是爱荷华人，他是爱荷华城的骄傲。汪曾祺到爱荷华后发现，与"国际写作计划"关系密切的本城银行--第一国际银行，在为"国际写作计划"举行的盛大的招待酒会上，竟在墙壁上把安格尔的巨幅淡彩铅笔画与一些美国伟人的照片或图片悬挂在一起。本城的江迪尔农机厂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资助者之一，每届"国际写作计划"，都要招待与会作家一次午宴。宴会上，经理致词说：安格尔是美国文学的巨人。
这两件事给汪曾祺印象很深，甚至使他感到惊讶。他不太熟悉美国文学的情况，尤其是诗，当然也就不能评价安格尔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但汪曾祺读过安格尔的一本名叫《中国印象》的诗集，是安格尔在中国旅行后写的。汪曾祺觉得这些诗平易好懂，很有感情，是自由诗。有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中国也有萤火虫吗?汪曾祺读了非常感动，他甚至想捉两只萤火虫带到美国去，亲手交给安格尔。
在爱荷华，应邀参加本届"国际写作计划"的各国作家住在"五月花"公寓，这里离聂华苓家很近，走路五分钟就能到。聂华苓家在爱荷华河边的一座小山半麓，是一座两层的房子。门口有一块铜牌，竖写了两个隶书字"安寓"，后来了解到这是聂华苓的主意。铜牌一下子就向人们幽幽地传达出一种中国文化的韵味。这种韵味，还表现在楼下聂华苓的书房里，那里醒目地挂着几张中国字画。汪曾祺去美国前，特地为聂华苓夫妇画了个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惆怅近黄昏"。聂华苓见了很高兴，第二天就把这幅画在书桌的左侧挂起来。
汪曾祺很快发现，虽然聂华苓从台湾到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她从里到外都还是一个中国人，她心中有太浓太浓的中国情结，这一切不仅表现在写作上，还渗透在她的饮食起居诸多方面。她请客吃饭，除了喝冰镇威士忌，吃核桃树枝烤的牛肉，吃正宗的美国火锅，还常常表演一个拿手好菜：豆腐丸子，这是一道湖北菜。她有个弟弟在美国，有一次汪曾祺听到她跟她弟弟通电话，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话。更为典型的事实是，她会唱很多的救亡歌曲，最爱唱的是《松花江上》，每唱这支歌，总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已。聂华苓总是把大陆、台湾去的人视若亲人，她家成为在美华人经常聚会的地方。有一次，陈映真的父亲坐了一天汽车，特意到爱荷华大学看望中国作家。这位老先生年轻时在台湾教书，曾把鲁迅的小说改成戏剧在台演出，大概是在台湾介绍鲁迅的学人之一。老先生对祖国大陆怀有极深的感情。陈映真之成为台湾"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显然与幼承庭训有关。陈老先生在席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汪曾祺听了，一时非常激动，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成一堆。聂华苓陪着演汉耳，还紧紧攥着汪曾祺的手，说："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可爱!"
聂华苓也很快发现汪曾祺与自己一样有直率的性情，有一天竟郑重地对汪曾祺说："我以后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汪曾祺说："好!"
"国际写作计划"正式会期三个月，好客的聂华苓和安格尔星期天大都要举行家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批邀请。这一拨请哪几位，下一拨请哪几位，是用心安排的。聂华苓邀请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和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电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了，说："那是!"汪曾祺对她说："我们是你的娘家人。"聂华苓欣然认同："没错!"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的是恩爱夫妻总是习性相近。汪曾祺惊奇地发现，这话对聂华苓和安格尔也同样适用。安格尔心地善良，脾气很好，是一个快乐的美国老人。他和聂华苓一样，有着坦率、热情、诚挚的性格。遇有高兴的事，大喊大叫，大笑不已，有时还会用两只手拍打着桌子。他是个老天真。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养在"安寓"后山杂木林里的群鹿和浣熊。这些鹿和浣熊是野生的，经常到他家后窗下"作客"，他得为他们准备吃的。鹿爱吃玉米粒。爱荷华是产玉米的大州，玉米粒多的是。鹿站在较高的山坡上，低着头吃玉米粒。浣熊吃面包。在美国，面包隔了夜就会降价处理，很便宜。聂华苓隔一两天就要开车去买面包。"浣熊吃，我们也吃。"聂华苓说。鹿和浣熊光临，便是神圣的时刻。安格尔一面深情地注视着窗外，一面伸出手，示意周围的人：不要作声。他深怕惊动胆小的鹿。鄂伦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是个猎人，有一次在安格尔家看着窗外的鹿，说："我要是有一杆枪，一枪就能打倒一只。"安格尔瞪着灰蓝色的眼睛说：
"你要是拿枪打它，我就拿枪打你!"
安格尔不会说汉语，但这不妨碍他对汪曾祺表示友好的感情。华人作家们在聊天的时候，安格尔有时也在一旁听着，而且好像很有兴趣。汪曾祺虽然不能与他交谈，但总觉得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够互相欣赏。有一天，汪曾祺用英语跟他说了一句很普通的问候的话："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乐得安格尔忘情大叫："华苓!他能说英语!"安格尔会说的中国话大概只有一句："够了!太够了!"一有机会，特别在给他分菜或是倒酒时，他都爱露一露这一句。l988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大陆，汪曾祺特意设家宴招待他们夫妇俩。安格尔那天很高兴，特别是看到汪曾祺拿出一瓶伯尔本请他喝，格外高兴。他到中国大陆，老是喝茅台酒、五粮液，他喝不惯。汪曾祺在给他斟伯尔本时，这位热情、友好、可爱的美国老人终于又找到了机会十分准确地亮出了他所掌握的唯一的一句中国话："够了!太够了!"
他在美国大学发表演讲，畅谈中国文学的
语言。在与美国黑人学者探讨民族文化传统和
历史时感慨地说："没有历史，是悲哀的。"
在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日子里，汪曾祺应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邀请，到这两所国际著名的大学发表演讲。他在这两个地方讲的是同一个题目：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在这两次学术报告中，汪曾祺流露出了强烈而鲜明的爱国主义热情。当美国朋友事先征询他演讲的题目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这个题目。他觉得，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在世界民族文学百花园中无疑是一朵芳香四溢的奇葩，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他有责任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朋友介绍。另一方面，汪曾祺痛切地感到，不少作家并没有充分认识语言的作用，他们往往把语言只看成一种形式、一种手段，看成是外部的东西，而这正是一些作品品位不高、甚至粗劣低下的原因。在汪骺蠢矗炎髌返乃枷牒陀镅愿盍芽吹南窒螅唤龃嬖谟谥泄夤难Т醋髦幸餐嬖凇Ｒ虼耍粼飨胪ü渭覾"国际写作计划"的机会，与外国朋友们来一次交流。
汪曾祺结合中国文学的具体作品，从四个方面谈了文学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内容性，语言的文化性，语言的暗示性，语言的流动性。
在讲语言的内容性时，汪曾祺认为："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为了让外国朋友听得懂，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美国大学生听到这个形象的比喻，微笑了，频频点头。汪曾祺强调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关于语言的文化性，汪曾祺的主要论点是：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古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语言的文化性最明显的是它往往表现为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蕴含就越丰富。这中间又分书面文化和民间口头文化两种。读的书越多，书面文化的积淀就会越深厚。中国大诗人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指厚实的书面文化积淀将有助于创作水平的提高，使写作时有如神助。至于民间Ei头文化积淀，是一个容易被一些作家忽略的问题，这些作家常常重视书面文化而轻视民间头文化，殊不知民间口头文化中存在大量充满活力的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玩味。中国著名作家赵树理和李季就是受到民间口头文化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作家，另一位作家孙犁则公开承认他的作品的语言受了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
说起民间口头文化，曾经在《民间文学》编辑部当过四年编辑的汪曾祺兴致勃勃，他情不自禁地当场朗诵了一首湖南民歌：
赤脚双双来插田，低头看是水中天；
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
在汪曾祺看来，这首民歌不仅具有浓郁的劳动生活气息，是农民们插秧时的具体生动的切身感受，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首民歌充满了生活哲理，"退步原来是向前"，尤其值得人们深思。在谈到民间口头文学想像力的丰富、遣词用字的自然以及韵律的和谐美感时，汪曾祺讲了一个生活小故事。他告诉美国的大学师生们，在中国兰州，有一位青年诗人曾经和婆媳二人一路同去参加一个民歌集会。这位诗人惊奇地发现，那婆媳二人一路上的对话，竞全部是押韵的民歌。媳妇到一个娘娘庙去求子，她跪下来向菩萨祈祷时，不是说：送子娘娘，您给我一个孩子，我一定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而是这样说：
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
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
咯咯嘎嘎地笑着哪!
在耶鲁大学演讲，负责给汪曾祺当翻译的是一个女博士生，很年轻，穿一身玫瑰红，身材较一般美国女生瘦小，显得娇小玲珑。她是在台湾学的中文，对中国民歌有浓厚的兴趣。她不仅很顺溜地把"中国媳妇"的祷告词翻译出来，还配以诙谐的动作表演，引得全场一阵掌声。一位男生大声叫道："这位中国媳妇说的不是散文，全是诗。真了不起!真是不可思议呀!"关于语言的暗示性，汪曾祺演讲时举了两首唐诗作例子，然后指出："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这也就是中国古典文论所强调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谈及语言的流动性，这本来是一个不易清楚表达的理论概念，但汪曾祺巧妙地运用树、树干、树叶、树汁作比喻，一下子把"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的联系"的抽象道理形象化了。他说："语言像树，枝干树叶，叶液流传，一枝摇，百枝摇，它是"活，的。"这个比喻显然是成功的，汪曾祺看到会场内听众很有兴趣地点头微笑，他一时兴起，又顺势把语言比作水，他说：
中国人很爱陬水采作文章的比喻。韩愈说过。荪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涌出"，"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这番既形象又见地深刻的讲话，又一次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汪曾祺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关于中国文学语言问题的演讲，迅速在"国际写作计划"活动中和爱荷华大学产生良好的反响，常有一些作家主动找上门来与他探讨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这一天，汪曾祺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是爱荷华大学黑人学者赫伯特打来的，他热情地邀请汪曾祺去他那里谈谈。赫伯特先生是很有教养的人，他在爱荷华大学读了十年书，得过四个学位，学过哲学，现在教历史，但他的兴趣却在于研究戏剧--美国戏剧和别的国家戏剧。汪曾祺到了美国后，是在一个酒会上与他认识的。他听别人介绍汪曾祺不仅会写小说、散文，还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家，立刻产生很大兴趣。他对汪曾祺说：我对许多国家的戏剧都有所了解，唯独对中国戏剧不了解。"到了赫伯特先生的住处，汪曾祺发现，还有另一位黑人在场，赫伯特介绍说他是爱荷华大学美术馆的负责人，叫安东尼。听说汪曾祺要来，安东尼想来听听。安东尼比较瘦小，很文静，话很少，神情有点忧郁。安东尼向汪曾祺作自我介绍，说他在韩国研究过造纸、印刷和绘画，他想把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安东尼给汪曾祺看了一幅他的近作，纸是他自己印的，很厚，先印刷了一遍，再用毛笔画出来。这是一幅抽象派的画，画的是爱丽斯漫游奇境里的镜中印象。安东尼请汪曾祺发表观感，汪曾祺说："我觉得画的是痛苦的思维。"安东尼点头表示赞同。
赫伯特与汪曾祺当然要谈戏剧问题，这位黑人学者先请汪曾祺介绍中国戏剧情况，他听得很专注，每有解悟，频频点头，或露出微笑。他向汪曾祺介绍了他准备写的一个戏剧构思：开幕是一个教堂，正在举行一个人的丧礼，大家都穿了白衣服(听到这里，汪曾祺忽然明白，赫伯特曾经很认真地问过他：中国的丧服是不是白色的?汪曾祺回答：是的。赫伯特认为，欧洲的丧服是黑色的，只有中国和黑人的丧服是白色的，他觉得这其中有某种联系)。不一会儿，抬上来一具棺材。死者从棺材里爬了出来。别人)可他："你是来演戏的，还是来看戏的?"在接下来的一场戏里，一些人在打篮球。当然是虚拟的动作，剧情在球赛中进行......
赫伯特请汪曾祺谈谈对这出戏的看法。由于这出戏的构思还没有最后完成，只是一些设想，而且比较零散，汪曾祺无法谈得很具体，于是，就建议他把戏里面存在的两个主题拧在一起，赋予打篮球以一个象征意义。
谈完了戏，赫伯特和安东尼就和汪曾祺谈起美国黑人问题。汪曾祺觉得，这才是赫伯特约请他来交谈的主要话题。
赫伯特告诉汪曾祺，美国人都能说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唯独黑人说不清楚。黑人把整个非洲当成自己的故乡，但是非洲很大，这个故乡是渺茫的。非洲人也不承认美国黑人："你们是美国人!"
赫伯特痛苦地说："我们没有文化传统，没有历史。美国政府希望我们接受美国文化，但这不是我们的文化。"汪曾祺对此深表理解与同情，认为这是一种很深刻的悲哀。
赫伯特介绍说：美国现在的种族歧视不像过去那么厉害，但是还存在着。美国黑人犯罪率高，这些都是由制度造成的。尽 管政府近年对黑人的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变，还有意在黑人中培养出一部分中产阶级，但美国建国二百多年了，黑人一直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居住条件差，吃得也不好，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这是一次认真友好的对话。在汪曾祺起身告辞的时候，赫伯特不忘记再次向汪曾祺请教："我们没有历史，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汪曾祺说："既然没有历史，那就从我开始!"赫伯特说："很对!"
赫伯特的住所离"五月花"公寓不远，汪曾祺就权当散步，走回去。他一路上都在想赫伯特说的"美国黑人没有历史'，这句话，感慨很深。没有历史是悲哀的。汪曾祺不由地联想起自己的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史的亲爱的祖国，与美国黑人一对比，就更感到无比的自豪与激动。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多么重要，多么珍贵。
汪曾祺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到美国后，听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公开地讲："我宁愿在美国做狗，不愿意做中国人。"汪曾祺愤慨地想：说出这种混帐话的人，真是岂有此理!
在林肯故居，看到那么多人高高兴兴地摸林肯铜像的鼻子，汪曾祺祝愿：让我们平等地摸别人的鼻子，也让别人摸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不仅给汪曾祺提供一个极好的"以文会友"的机会，更给他以难得的观察与分析美国的良机。他不是政治家，他是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哺育成长的作家，因此，他更多地是从美国人的饮食起居、民俗风情方面进行观察与思考，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进行对照、比较，那么迅速，那么敏感，而其审美方式则鲜明地体现出儒家人文文化的价值体系。他第一次到聂华苓家作客时，就发现美国人的民居很多是木结构，没有围墙，一家一家不挨着。表面看来，这是因为木结构房子如果挨在一起，就会一家着火，烧成一片。后来汪曾祺也确实在美国看到了几处遭了火灾的房子，都不殃及邻舍。但汪曾祺想得更深的是，这种和邻舍保持一段距离的生活现象，实质上反映出美国人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心理。在中国，邻里之间的往来，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农村，捧着饭碗，边吃边串门的现象随处可见，一切显得亲切、自然、和谐，但美国不然。美国人不愿意别人干扰他们的生活，不讲什么处街坊"，不讲"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除非得到邀请，美国人不随便上人家"串门儿"。
使汪曾祺感慨最深、留下难忘印象的是美国随处可见的随便、亲切、平等的气氛，以及那种发自内心、毫不做作的对别人的尊重。
汪曾祺一到爱荷华，就注意到不少人家门外的草地上立着一根不高的旗杆，上面挂一面星条旗。门关着，星条旗安安静静地、轻轻地飘动着。家家悬挂国旗，这自然表现了一种爱国主义情绪。但是，汪曾祺经过多日观察后认为，美国居民悬挂国旗更多地似是当作装饰。他们每天都可以挂国旗，不像中国，要到"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才挂，每挂国旗，必显出隆重气氛。这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对于国旗有一种崇拜心理，美国人则更多的是亲切。当汪曾祺看到美国体操运动员把星条旗的图案印在紧身露腿的运动衣上，就忍不住想，这在中国大概不行，一定会有人认为这是对于国旗的亵渎。
汪曾祺的这些想法在一次观察美国步兵旅专为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们表演升旗仪式时，进一步得到证实。
这次表演是在林肯墓前进行的。参加本届"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们饶有兴趣地看到了如下情景：
两个穿了当年的．蓝色薄呢制服的队长模样的军人在旗杆前等着。其中一个挎了红缎子的值星带，佩指挥刀。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后，一队士兵在军鼓和小号声中走了过来。所谓一队，其实只有七个人，也都穿蓝色呢子制服。前面两个，一个打着美国国旗，一个打着州旗。当中三个人背着长枪，最后两个，一个打鼓，一个吹号。他们踏着节拍前进，但却是轻轻松松的。立定之后，向左转，架好长枪。喊口令的就是那个吹小号的，他的军帽后面露出白发，显然岁数不小了。口令声很轻，并不像中国军队那样大声怒喝。听着这位老兵很轻的令声，汪曾祺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在昆明读书时见到过的第五军校学生操练时的情景。那时，每天都听到学生们练口号时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声。汪曾祺想，这真是强烈的、鲜明的对比。没等他继续深想下去，"升旗"的口令发出了，又是那位老兵自己吹的号，号音有点像中国的"三环号"，那两个队长举手敬礼，国旗和州旗徐徐升了上去。
整个升旗仪式就这么简单，一会儿工夫就完了。士兵们列队往回走。小号吹起来，吹的是《光荣光荣哈里鲁亚》。打鼓的这时不是打的鼓面，而是用两根鼓棒敲着鼓边。
看完升旗仪式，汪曾祺觉得，这既不威武雄壮，也不怎么庄严肃穆。说是形同儿戏吧，那倒也不是。只能说，这是美国式的仪式，比较随便。
这种随便，常常与亲切联系在一起，也表现在美国人的穿着打扮和他们的言行上。
"五月花，"公寓里住着不少爱荷华大学的学生，男生女生都有。那些女生都相当漂亮，皮肤白皙，明眸皓齿。她发式差不多，都梳得很随便；服饰也差不多，大都是一身白色的针织运动衣裤，白色旅游鞋。很少盛装，看得出来，这些女大学生的穿着以舒服为主，美观在其次。在一个名叫阿马纳村的餐馆里吃饭，招呼作家们的是一个课余打工的女大学生。这位女大学生不但穿着随便，说话也随便自如。她告诉汪曾祺，她姓莎士比亚，名南希。汪曾祺故作惊讶状，说："你很了不起，是莎士比亚的后裔，与总统夫人同名。"这位女生听了大笑。她还说她一辈子不想结婚。汪曾祺看了看这位年轻人，觉得她说这话未免早了些，可她为什么和一个初次见面的外国人说这样的话呢?看她神情开朗，声音里没有一点苦涩，不会有什么悲痛遭遇。她这样说，只能说明她觉得一个人活得潇洒、自在，于是就随便地说了。但也说不定她真会一辈子过单身生活。
汪曾祺觉得，由于随便、随意、随和，就使生活中充满了一种自由自在的气氛，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谈及对别人的尊重，汪曾祺特别从美国人对残疾人的态度上，受到很大的启发。一次，他在爱荷华街头，看到一位年轻的盲人，他穿着干净，步履轻松，几乎和平常人走得一样快。要不是看到他手执一根马杆探路，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盲人。使汪曾祺惊讶的是，这位年轻盲人给人的印象很健康，尤其是精神上的健康，不像中国有些盲人，总让人觉得他们日子过得苦巴巴。以后就留神注意美国社会是怎样关注残疾人的。汪曾祺终于明白，这些残疾人神色健康不是偶然。街上到处有画着白色简笔轮椅图案的蓝色的长方形的牌子。有这种蓝牌子的门，是专供残疾人进去的；有这种蓝牌子的停车场，非残疾人停车，就要罚款。很多有台阶的商店，都在台阶旁另铺设一条斜道，专供残疾人的轮椅上下通行。爱荷华大学甚至还有专供残疾人连同轮椅上楼下楼的铁笼子。就连盲人探路的马杆，也周到地设计为夜光的，这样，在黑地里行走，别人会主动地给盲人让路。看到这一切，汪曾祺想，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残疾人，难怪他们神情开朗，毫不压抑。汪曾祺不由地将国内对残疾人的态度与美国所见作对比，他觉得，中国这几年对残疾人的工作比过去重视得多了，但国人对残疾人的态度总带有怜悯色彩，"恻隐之心"，这跟儒家思想有些关系。对待残疾人，是尊重还是怜悯，这两种态度当然有很大的差别。
在美国，还有一件事给汪曾祺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那一天，他与别的国家的作家们一起去参观林肯墓。墓地里葬着林肯、林肯的夫人，还有他的三个儿子。墓地正中，是林肯坐在椅子里的铜像。引起汪曾祺注意的是，好些参观者用手去摸林肯铜像的鼻子。有带着孩子的，把孩子举起来，让孩子高高兴兴地去摸。林肯的头像外面原来是镀过一层黑颜色的，由于他的鼻子被摸得多了，露出里面的黄铜，锃亮锃亮。汪曾祺请教T当地人，才知道，原来只是因为林肯的鼻子很突出，后来就成了一种迷信，说是摸了会有好运气。好几位作家摸着林肯的鼻子照了相，他们也招呼汪曾祺照一张。汪曾祺笑了笑，摇了摇头。但回到住处，汪曾祺还是忍不住想：摸林肯的鼻子到底要得要不得?汪曾祺反复地想了又想，最后的结论是：这还是要得的。后来他专门就此写了篇散文，文章最后说：
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没有一个人的鼻子是神圣的。林肯有一句名言："All menare created equal．"(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我还想到，自由、平等、博爱，是不可分割的概念。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在中国，现在，很需要倡导这种"created equal"的精神。
让我们平等地摸别人的鼻子，也让别人摸。
--《林肯的鼻子》
这样的"古村"，这样的"文物"，这样的公园
在美国，汪曾祺羡慕那里一些开明、进步的思想和做法，产
生要认真学习的想法的同时，也在那里看到浅薄、单调甚至无知，从而愈益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厚悠远而自豪。汪曾祺首先注意到，美国因为历史短，美国人特别爱怀旧。在爱荷华，有人把一个停业了的老机器厂买了下来，不加任何改造就开了一家饭馆，房顶、墙壁上保留了漆成暗红色的拐来拐去的粗大的铁管道，还有很粗的铁链。顾客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临窗而坐，喝加了苏打的金酒，吃烤牛肉、炸土豆条。人们觉得特别有情趣。--这是怀旧。
阿马纳开办了很大的制冷厂和微波炉厂，充满现代气息。只因为这里原来是一个德国移民村，"就觉得这里是"古村"了，每逢假日，就有许多人来参观。"古"在哪里呢?不大看得出来。汪曾祺与作家们在这个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好不容易找到一些"古迹"：饭店悬挂着一副牛轭作为标志，饭店的墙壁上，挂着一排排长长短短的木匠工具。还有，点的灯是有玻璃罩子的煤油灯(其实，那是做成煤油灯形状的电灯)，这些就算是有"古"意了。在阿玛纳博物馆，陈列着当年的摇床、木椅。有一个"文物店"，卖的东西的"年份"都是百年以内的，但标价高昂，一个祖母用过的极其一般的铜碟子，竞要五十美金!看着这一切，汪曾祺几乎要笑出声来：这样的村子在中国到处都可以找得出来，这样的"文物"嘛，中国的废品收购站里多的是!还有使汪曾祺不以为然的是美国的公园。这位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一见到美国的公园就情不自禁地以儒家人文文化的价值体系作标准，比较了中美两个国家的公园的不同--
美国的公园和中国的公园完全不同，这是两个概念。美国公园只是一大片草地，很多树，不像北京的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颐和园，也不像苏园林。没有亭台楼阁，回廊幽径，曲沼流泉，兰畦药圃。中国的造园讲究隔断、曲折、借景，在不大的天地中布置成各种情趣的小环境，美国公园没有这一套，一览无余。我在美国没有见过假山，没有扬州平山堂那样人造峭壁似的假山，也没有苏州狮子林那样人造峰峦似的假山。美国人不懂欣赏石头。对美国人讲石头要瘦、皱、透，他一定莫名其妙。
--《美国短简·公园》
从这一番"公园比较学"中，人们可以看出汪曾祺对美国人缺乏文化传统的讥诮溢于言表。而汪曾祺在对美国年轻人称赞其开朗、活泼、自在、随便的同时，对其任性而为、有悖于社会公德的一些做法则表示明确的反对。汪曾祺在纽约、芝加哥很多城市地铁的墙上，比较破旧的建筑物的墙上，桥洞里，看到许多脏、乱、差的场面。这是年轻人所为，他不是用笔画，而是将漆或是颜料用喷枪喷在墙上，"咝--"，一会儿就喷一大片。照美国法律，这不犯法，无法禁止。为什么美国的青少年要干这种事呢?据说，他们有一个松散组织，类似协会什么的。美国还有一批芯理学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大体认为这是青少年对现状不满的表现。翻译告诉汪曾祺，美国人把这种组织称之为Graffiti，这是一个意大利词，意思是在墙上乱画，台湾人将其译成"涂鸦"。汪曾祺对翻译说，我看不如译成"鬼画符"。汪曾祺还说：这样到处乱画，我觉得总不太好，希望中国不发生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