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十四章 《大淖记事》：令人神清气爽的力作
《受戒》成功后，在"感到温暖"的创作心境下，汪曾祺写故乡旧生活的作品一发而不可收
《受戒》的成功，给予汪曾祺很大的鼓舞。如今，很多人以为，《受戒》是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复出后写的第一篇关于故乡旧时代生活的作品，其实不然。早在写《受戒》的前两三个月，一天，他蓦然想起自己1948年写的、当时发表在上海一家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异秉》。这篇作品早已丢失于战争与动乱之中，但作品中描绘的人和事，汪曾祺却是经久难忘。使他一直感到内疚的是，三十多年前发表的《异秉》，自己对作品中主人公王二这类小人物的生活和理想，虽然不乏同情，但总体上来说却是揶揄调侃，甚至有点玩世不恭。这样写，当然有损于故乡人民淳朴忠厚的本来面貌。这内疚藏于汪曾祺内心久矣，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愈来愈强烈。于是，他决心重写《异秉》，用一个八十年代人的感情去写故乡人民解放前的生活。汪曾祺觉得，不重写，就对不起自己的父老乡亲。这次重写进行得异常顺利。真正动笔是5月20日那天，一个晴和的日子，汪曾祺从早到晚，只一天工夫，就一气呵成把八千多字的《异秉》重写了一遍。重写过的《异秉》，与旧作相比，初看之下情节也差不多。但细读之后就会发现，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字里行间对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不幸，对他们在旧社会形成的精神创伤和愚昧，所寄予的同情比过去更深更强烈了。当写到作品中保全堂的店员陈相公挨了打，白天不敢哭，只是到了晚上，才一个人关上门偷偷地向远在故乡的母亲哭泣挨了打时，汪曾祺掷笔长叹，泪水双流，好一阵等情绪平静下来后才继续写下去。写完《异秉》最后一个字，把作品重头再读一遍，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掠过汪曾祺的心头，他郑重地在作品后写上：
1948年旧稿，l980年5月20日重写
重写后的《异秉》，汪曾祺自己是满意的，但毕竟当时粉碎四人帮才三四年，他担心像《异秉》这样的作品不被人们所理解。是邓友梅等文友帮他出主意，把作品寄到南京《雨花》去，这杂志不是刚刚发表过《李顺大造屋》这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么?这着棋果然走对了。《雨花》编辑部不仅决定采用《异秉》，还由作家高晓声执笔写了热情洋溢的"编者附语"，充分肯定"发表这篇小说，对于扩展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了解文学的传统，都是有意义的"。只可惜作品发表得迟了些，从收到稿件到1981年1月号《雨花》发表，其间相隔半年多，而在这之前，《北京文学》已于1980年10月号发表了写于《异秉》之后的《受戒》，并产生强烈反响。
汪曾祺说过："如果《雨花》及时发表了《异秉》，那么，我接着写的《受戒》，十有八九给《雨花》，而不是像后来那样交 看，就一个杂志来说，与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往往就是这样地失之交臂。
正是由于重写《异秉》，使汪曾祺想到一个问题："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刀伎梢孕矗裁葱葱淳缮缁峋筒恍心�?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
《受戒》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写出来的。而当《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并且震动文坛后，汪曾祺感受到的就不仅是一篇作品获得成功后的喜悦，他更由此看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道路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他为此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在《关于(受戒)》一文中，他这样充满深情地说：
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
就在这样"感到温暖"的创作心境下，离家虽有四十多年但无时无刻不魂萦梦绕的故乡情，在汪曾祺心中汹涌翻滚。往日的情景，过去了的故事，虽然如梦如烟，现在，当这一切奔涌到作者笔下时，就化成了一篇篇别具一格、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以短篇小说而论，从l980年5月20日重写《异秉》算起，到1981年年底，短短一年半时间，汪曾祺写故乡旧生活的作品一发不可收，竞一口气写下七篇，这就是：
《异秉》，1948年旧稿，l980年5月20日重写，发表于《雨花》l981年第l期；
《受戒》，1980年8月12日，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
《岁寒三友》，1980年8月20日初稿，ll月20日二稿，发表于《十月》双月玎1981年第3期；
《大淖记事》，1981年2月4日，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4期；
《故里杂记》，1981年6月18日，发表于《北京文学》1982年第2期；
《徙》，l981年8月4日，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lo期；
《晚饭花》，l981年9月10日，发表于《十月》双月刊l982年第l期。
值得玩味的是，在《大淖记事》一篇的结尾，作者除按习惯写上稿成日期后，又加了一行字："旧历大年三十"。是记述此稿完成于送旧迎新爆竹声中的喜悦心情吗?当然是，但又不仅仅是!这与《受戒》之末尾注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一样，作者于此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思乡、爱乡、恋乡之情，更是一种明白无误的宣告：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了代故乡邻里生活有真切了解和深厚感情的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下决心要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了。
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大
淖记事》榜上有名。作家叶楠惊奇地问："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汪曾祺?"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坛迅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不仅因为文学逐步摆脱了"左"的束缚与干预，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也因为文学积极参与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和愈来愈深广地反映真实的人民现实生活，抒发真切的人民心声。当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属物，更不是少数野心家的传声筒，当文学真正回归到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也就自然地关心与支持文学事业的发展。新时期的最初几年，一篇优秀的小说，常会出现万人争读的动人景象，一份有特色的文学报刊，其发行量动辄几十万份甚至上百万份，真正称得上洛阳纸贵。为鼓励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不失时机地发起全国文学作品评奖活动，首先进行的是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第一次，评l977和1978年共两年的作品，此后由于佳作迭出，从1979-1984这六年，则是每年一评。每一年，全国所有文学刊物均无一例外地参加角逐，负责评选具体工作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总要收到数以十万计的推荐信，人们认真地在信中详述自己喜爱某一作品的理由，言之凿凿，语含真情。评选揭晓之前，举国翘首以待结果，评选揭晓之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专稿，各新闻媒介争相报道。获奖者一夜成名，身价百倍，声名大振，年轻人顿时被人们称为文学新星......这一切，决非神话，却真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学奇观。每一次短篇小说评奖揭晓之后，人们总是以欣喜的心情寻觅文学新人。在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的时候，人们从那获奖者名单中发现了汪曾祺的名字及其获奖小说《大淖记事》。虽然在这以前，他写的《受戒》已经在文学界产生不小的震动，但毕竟大多数人对他是陌生的，如今见他以新作《大淖记事》获此全国性殊荣，人们自然感到格外新奇，甚至连作家叶楠也吃惊地问："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汪曾祺?"
最令人感到新奇的是《大淖记事》这篇获奖作品本身--首先，故事新奇。
作品所写的是发生在作者家乡江苏高邮大淖边的一个爱情故事。
美丽的姑娘巧云是挑夫的女儿，她爱上了"长得太好看"的锡匠十一子。两人心心相印，邻里们也都认为"这倒是两只鸳鸯"。可恨恶势力的代表、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却乘某个黑夜玷污了巧云，但这只能占了她的身子，决不能占了她的心。巧云依然热恋着十一子，以致十一子惨遭鹾懦ひ换锏亩臼郑负醣淮蛩馈Ｆ绞比崛醯孟窕ㄒ谎那稍疲耸北硐殖黾崆康男愿瘢彩谴铀郎袷种卸峄亓耸蛔樱⒆钪沼胧蛔邮迪至嗣篮玫慕岷稀Ｕ獾比皇且桓霭楸纾∷挡⒉灰匝屠岵┤∪嗣堑耐椋喾矗忧稍坪褪蛔佣哉嬲樯雷非蟮墓讨校琳呋岣惺艿焦亲永锏拿篮土ΑＳ么车牡赖鹿勰钊タ辞稍疲残砟阈闹谢嵊科鸺阜忠藕逗豌扳辏灰纯辞稍坪褪蛔诱饬礁稣嬲投嗣竦暮蟠亲约翰⒉辉诤跏裁碶"贞操"和"纯洁"，他们在恶势力面前宁死也不求饶，依然真情地吻，真情地调笑，于是我们便会惭愧地想到，任何悲天悯的泪，都是对他们的一种亵渎，他们是真正出污泥而不染的并蒂莲。
其次，立意新奇。
写这样生死相随的爱情故事，弄不好便会在猎奇的二字上下功夫。但汪曾祺不!作者真心赞赏的是体现在巧云身上带有几分野性的、充满活力的力与美。虽然写的是发生在旧社会富于悲剧意味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却出人意料、也是别出心裁地用一枝抒情的笔去叙述这一切。这就使我们看到并感受到，即使在夜色如磐、蛇蝎横行的旧社会，劳动者也依然不会放弃对美的追求，也不会放弃显示信心和力量的爽朗的笑。再由此深入一步想，人生总会遇到坎坷的磨难，巧云和十一子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尚且还能昂着头生活，我们还有什么征服不了的大海，越不过的高山?
第三，写法也新奇。
《大淖记事》不是散文，但却具有散文的从容和潇洒；它不是诗，但却充满诗的韵味和魅力；它不是画，但却分明有迷人的风俗美与人情美。《大淖记事》全篇有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但作者偏偏不着力于故事本身的娓娓叙述，而是从背景中推出故事和人物，成功地实践了他"气氛即人物"的美学理想。小说共六节，令人新奇的是，主要人物巧云一直到第四节才出场。而在前三节，作者则是恣意写大淖的风景、风俗、风情。正是因为写足、写透了大淖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才会合理凸现出"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日的人完全不同。"确实，是大淖的秀丽风景滋润孕育出美丽的巧云，更是大淖人"和街里人不一样"的伦理道德标准铸造出巧云刚柔相济的独特性格。没有风情奇特的大淖，就没有"这一个"巧云；而没有似野实纯的巧云，又何来如此令人奇、令人惊、令人敬的十足震撼人心的《大淖记事》?
故事新奇、立意新奇、写法新奇的《大淖记事》因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迅速蜚声海内外，广大读者欢迎它，赞美它，众口一辞地称赞这是一篇令人神清气爽的不可多得的佳作。一些老作家、评论家也情不自禁地对《大淖记事》给以高度的评价。杨沫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我很喜欢读汪曾祺同志的作品......读了。（《大淖记事》）这样的作品，使人仿佛漫步在春天的原野上，嗅到一阵阵清新温馨的花香。"法国首席汉文学批评家安妮·居里安女士独具慧眼地认为《大淖记事》与沈从文的《边城》一样，"笔下浸透了水意"，"在爱情的紧要关头，水是绝对要出现的，而且是以诙谐方式出现"。评论家凌宇对《大淖记事》击节赞赏，推崇备至。他认为；"这篇作品不以粗犷见长，秀丽才是它的本色。刚健的灵魂装在秀美的躯壳里。外柔内刚，刚柔相济，是《大淖记事》的独特的格调"。凌宇尤其欣赏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深厚语言功力。他说："读作者的小说，你会为他的文字的魔力所倾倒。句子短峭，很朴实，像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每句拆开来，实在很平常，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锻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
一个"淖"字令汪曾祺苦苦思考了几十年。
美丽的巧云，其原型竟是一个头发黄黄的，有点
邋遢的女人......
《大淖记事》写的是汪曾祺故乡高邮的事，高邮也的确有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叫大淖的地方。但《大淖记事》最初传到高邮时，人们并没有十分在意，因为不认识"淖"字，当然也就想不到这小说与高邮有关。岂只一般人不认识，就连著名《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评论家张光年也不认识"淖"字。在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发奖大会上，他一见汪曾祺就说："曾祺，你这小说题目中的'淖'字，一开始还真把我难住了，查了字典才认得。"
在高邮，不知"大淖"的"淖"字正确写法者，多矣。多年以来，人们总是想当然地把"大淖"写为"大脑"，谁也没有提出过疑问。但少年汪曾祺每写一次，却总是疑窦丛生："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他觉得别扭。问亲友，问老师，都答不上来。到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后，时常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人和事，竞总是因为"大脑"这两个字在感情上觉得不舒服而罢笔。三十多年前，他在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挖空心思，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按说，一个地名究竟应该怎样写，原并不十分重要。偏偏这对人生、对写作态度都十分严谨的汪曾祺，几十年来，吣洗潮保挂恢狈判牟幌抡飧鯸"脑"字。1958年，他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坝上劳动，不料塞外的改造生活，却使他因祸得福，得以接近劳动人民，在生活底层获得大量弥足珍贵的创作素材，还使他意外地从坝上的一些地名中获得启示，一下子解开了郁结在心中多年的疑团：原来"大脑"的正确写法是"大淖"。
在张家口的坝上，人们都把大大小小一片水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坝上蒙古族人多，很多地方都说蒙古话。汪曾祺一听，恍然大悟。后来他在内蒙古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自己的想法。勤于思考的汪曾祺由此认识到："我的家乡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为'淖'。至于'大'字是状语。'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为此，在小说《大淖记事》的开始，汪曾祺劈头就写下这样一小节：
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许多读者，甚至一些评论家，都认为这一节文字无关紧要。殊不知这短短几行字，道出了汪曾祺终于为大淖正了名的愉快心情。夸大一点说，如果不是为大淖正了名，大淖仍是过去那个令他"觉得感情上不舒服"的"大脑"，优秀小说《大淖记事》能否诞生恐怕还是一个疑问。至于早在五十年代末汪曾祺就发现"淖"字的正确写法，为什么却不能写出《大淖记事》，这原因不说也清楚。他当时头上还戴着一顶右派帽子，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政治气候下，他能畅所欲言地写作么?等到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在他确定了自己"用一个八十年代人的感情去写四十多年前的事"的写作宗旨之后，优秀小说《大淖记创作素材，还使他意外地从坝上的一些地名中获得启示，一下子解开了郁结在心中多年的疑团：原来"大脑"的正确写法是"大淖"。
在张家口的坝上，人们都把大大小小一片水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坝上蒙古族人多，很多地方都说蒙古话。汪曾祺一听，恍然大悟。后来他在内蒙古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自己的想法。勤于思考的汪曾祺由此认识到："我的家乡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为'淖'。至于'大'字是状语。'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为此，在小说《大淖记事》的开始，汪曾祺劈头就写下这样一小节：
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许多读者，甚至一些评论家，都认为这一节文字无关紧要。殊不知这短短几行字，道出了汪曾祺终于为大淖正了名的愉快心情。夸大一点说，如果不是为大淖正了名，大淖仍是过去那个令他"觉得感情上不舒服"的"大脑"，优秀小说《大淖记事》能否诞生恐怕还是一个疑问。至于早在五十年代末汪曾祺就发现"淖"字的正确写法，为什么却不能写出《大淖记事》，这原因不说也清楚。他当时头上还戴着一顶右派帽子，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政治气候下，他能畅所欲言地写作么?等到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在他确定了自己"用一个八十年代人的感情去写四十多年前的事"的写作宗旨之后，优秀小说《大淖记事》的诞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考证出"淖"字的正确写法，只能算是创作《大淖记事》的诱因之一，真正促使汪曾祺写《大淖记事》的原因，则是由于他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认定一个作家进行创作，其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大淖记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原型，活在汪曾祺脑海中少说也有四十多年了。拿作品中主人公巧云来说，其生活原型来自两方面：一是作者上小学时，就听说一个小锡匠因为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后来又被人用尿碱救过来了。他跑到那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这地方平常日子也总有几只尿桶放在那里的，为了采尿，也为了方便行人。好奇的少年汪曾祺还特地去看了那个"巧云"(他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只见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他并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无端觉得她很美。二是靠近汪曾祺家有个地方叫越塘，那里有一个姓戴的轿夫，得了血丝虫病--象腿病。抬轿子的得了这种不该得的病，就算完了，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他的老婆，少年汪曾祺每天上学时都能看到，原来是一个有点邋遢的女人，头发黄黄的，很少有梳得整齐的时候，可能是身体不好，她总是显得没精打采的。惹得汪曾祺好生担心，丈夫得了象腿病，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但是，有一天，汪曾祺看到这个女人，顿有焕然一新之感。使汪曾祺惊奇不已的是，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很整齐，显得很挺拔、很精神。尤其令汪曾祺惊奇的是，这女人原来还挺好看呢。她当上挑夫了。一百五十斤重的担子挑起来嚓嚓地走，和别的男女挑夫走在一列，比谁也不弱。就这样两个生活中的妇女原型，在汪曾祺心目中活了四十多年后，终于神使鬼差地合并成《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其实，说奇也不奇，是汪曾祺韵虏憷投嗣竦母星槠鹆酥实谋浠谒辛怂约撼莆骶坏氖澜绻酆螅痛悠矫裆钪蟹⑾至耸猓悠胀ɡ投嗣裆砩戏⑾至嗣篮土�!这一点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十一子被保安队人打死，老锡匠用尿碱灌他，但十一子的牙关咬得很紧，灌不进去。这时--
巧云捧着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身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进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
写到这里，汪曾祺忽然写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汪曾祺后来回忆说："写到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
《大淖记事》在荣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同时，又得了1981年度"《北京文学》奖"，这是汪曾祺继《受戒》获1980年度"《北京文学》奖"后第二次在此项目上获奖。与此同时，他的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频频问世，几乎每发表一篇，都获得文学界的好评，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汪曾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当然也注意到了。虽然汪曾祺1939年就离开了高邮出外读书，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家乡的父老乡亲从他一篇又一篇抒写家乡的作品中，强烈感受到汪曾祺无时无刻不眷恋着家乡的赤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