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十三章 《受戒》：报春新花别一枝
第十三章 《受戒》：报春新花别一枝
1980年10月，创刊三十年的《北京文艺》审
时度势，改名为《北京文学》。《北京文学》渴望
佳作，创建辉煌
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正式改名为《北京文学》，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创刊于1950年9月的《北京文艺》，在她断断续续、艰难跋涉长达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走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路。作为综合性文艺月刊，她问世很早，在新中国文学史、出版史上，大致可排名第二，仅次于1949年10月创刊的《人民文学》。但其成长过程却很不顺利：创刊仅l年，《北京文艺》即奉命停刊，并入《说说唱唱》；《说说唱唱》1955年3月又奉命终刊。同年5月，《北京文艺》重新复刊，直至1966年因"文革"而再次停刊。其间十一年，虽也曾发表过老舍的《龙须沟》，昆曲剧本《十五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短篇小说《普通劳动者》(王愿坚)，《喜鹊登枝》(浩然)等，但终究显得成绩不尽人意。1973年3月，《北京文艺》在试刊5期后，又战战兢兢宣布复刊。在那样一个时代，其处境之艰难不难想象，因此也很难指望发表什么优秀作品，与解放后十七年比，其办刊成是《北京文艺》编辑部无能吗?当然不是。如同再优秀的演员不可能戴着镣铐跳舞，在"左"的思潮束缚与影响下，特别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包括《北京文艺》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根本不可能创建什么佳绩。
《北京文艺》办刊史上的春天，是随着粉碎四人帮的春雷一声而到来的。l978年后，《北京文艺》上佳作迭出，其短篇小说作品尤为引人注目。1978年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发起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全国所有文学刊物毫无例外地均参加角逐，获奖作品多少无形中成为对一个杂志办刊成绩的严峻考验。前三年中，《北京文艺》发表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1978年7月号)、《话说陶然亭》(邓友梅，l979年2月号)、《我们家的炊事员》(母国政，l979年2月号)、《内奸》(方之，1979年3月号)、《笨人王老大》(锦云、王毅，l980年8月号)、《丹凤眼》(陈建功，l980年8月号)共六篇榜上有名，其总成绩列全国第一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之后。如此优秀的成绩不仅为全国文坛所瞩目，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与热烈欢迎，也坚定了《北京文艺》编辑部把注重发表小说，包括中篇、短篇、微型小说定为本刊特色的信心与决心。正是为了在全国日益增多的文学刊物中独树一帜，也为了在办刊方针上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让文学回归自己应有的位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北京文艺》编辑部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从l980年10月号起，将《北京文艺》改侗本┪难А罚⒃谡庖黄谕瞥鯸"小说专号"。
改刊后的第一期《北京文学》，其封面就不同凡响。画面上不再是以往常见的高举红旗向前方的工农兵，也不是高山、大海、旭日，而是一位端庄清丽，很富于想象力的"花神"。是花神而不是花魁，很见《北京文学》编辑部的一番苦心，表现了他们对文学未来的美好祝愿。因为，一成为花魁就很出众而凛然难犯了，花神不同，花神显然比花魁要多一点柔情和韵味。再从时机上来说，当时正开始全面复苏的新时期文坛，更需要百花之神。如果没有百花，如果没有比较，花魁又从何而来?人们知道，l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对新时期文坛有深远影响的祝辞，他在讲话结束时说：
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的时候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经过艰苦的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种形势的出现已经为期不远，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学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
仔细品味这段话，平不也正是热切呼唤花神庇护下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的来临吗?
隆重推出的《北京文学》"小说专号"，
在发稿前夕，李清泉临时果断决定，抽
下一篇稿件，改发《受戒》
为使改刊后的《北京文学》一炮打响，编辑部的同志们上下一心，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认真筹备"小说专号"。待一切就绪之后，就在全部稿件将要下厂付排的前夕，《北京文学》负责人李清泉却作出了一个后来使全国文坛为之目炫、甚至也引起海外密切注视的举动，他果断决定，从已编好的"小说专号，，中抽下一篇，改用他自己费尽气力、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挖掘得来，又苦苦思索几个夜晚才下决心采用的短篇小说，这就是汪曾祺的《受戒》。
当时，李清泉并不熟悉汪曾祺。他只大致了解，汪曾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沈从文的学生。解放后，当过教员，编过杂志，写过戏，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后长期搁笔，只偶尔写些小说、散文，数量很少。这两年，汪曾祺似乎又来了写作兴趣。李清泉记得，就在改刊前的一期，即第九期的《北京文艺》上，由他亲手签发过汪曾祺写的小说，名《塞下人物记》。这是篇自发来稿，看得出作者文字功力颇深，对人物刻画的白描手法运用自如......就知道这么多，其它，李清泉就说不上来了。
李清泉是在一个偶然情况下才得到关于《受戒》信息的。那是7月份，北京市文化局召开文艺单位党员负责人会议，主要议题是交流各单位政治思想情况。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 虽然已经召开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人们的思路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条思路运行，谈起文艺创作，也总是政治标准第一。就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北京京剧团老杨同志随意的几句话，引起了李清泉的高度注意。老杨说，他最近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农村少女初恋的故事，味道十分迷人。可是读后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言者无意，听者留神。当时，满屋子的人，三长两短说了许多，像潺潺流淌的水，从不知道的地方流过来，又漫不经心随意流到不知道的地方去。但职业的敏感，却使李清泉把老杨这几句话截留了下来，一下子刻印在自己脑海里。会议休息时，李清泉抓紧短暂的空隙向老杨打听："你说的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谁?"老杨仍是很随意的回答："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位编剧，叫汪曾祺。"李清泉一阵高兴："这篇小说还在你手上吗?能否也给我看看，让我也尝尝那迷人的味道?"得知小说已不在老杨手中，李清泉马上提出要求："请转告一下汪曾祺，让他尽快把小说直接寄给我们，好吗?"老杨听出眉目来了，有些腻烦地说："别费那个心思了，那小说是不能发表的。"李清泉不甘心，还是缠着老杨不停地说："看一看，看一看。"这时，会议重新开始，老杨也懒得再与李清泉搭话了。
回到编辑部后，李清泉仍记惦着那篇味道十分迷人的小说，特地把小说组的编辑找来，关照他务必找到汪曾祺，把那小说取过来看一看。一个多月后，小说取来了，李清泉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他一口气把这篇题名《受戒》的一万二千多字的小说读完，那味道果然迷人。全篇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但却极富诗情地展现了三十年代苏北里下河的田园风光，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更是描绘得如诗如画，醉人心田。李清泉汪曾祺传忍不住轻声朗诵起小说中的一些段落：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清，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小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乒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他们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个地方以为蝼蛄叫是蚯蚓叫，而且叫蚯蚓叫"寒蛇"，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唦--"，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读到《受戒》的结尾，李清泉更是击节赞赏：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乌)，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太美了，简直是一尘不染!"李清泉从心底发出赞叹。《受戒》的稿末，有两行小字：
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
写四十三年前咱勺一个梦。
前面这个日期，有点叫李清泉纳闷：从听老杨谈这篇小说
到今天，少说也有一二个月了，怎么才完稿?看来这是《受戒》改定或誊抄的日期。至于"四十三年"这个日期，显然是作者有意提示人们：小说写的不是解放后，也不是解放战争或抗日战争时期的事，而是比这三个历史阶段更早的社会生活图景。因为这三次历史车轮的推进，倾轧得中华大地呷呷作响，根本不可能有如《受戒》中描绘的那种小天地中的田园欢娱。岁月如流，往事如烟，身处当代而写四十三年前的事，当然有恍如隔世之感，这大约便是那个"梦"字的由来了。
对这样情文并茂的佳作，当然要发表，这不正是文艺花神所召唤的新花之一种么?但是，再看看汪曾祺随稿附来的一纸短简，尤其是看着其中所写的"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这句话，李清泉不能不再慎重思考一番。小说写的不是工农兵，却是一个聪明伶俐，而且看来又不恪守佛门规矩的小和尚；不是写对垒鲜明的阶级陛，而是写善良的人性，美好的人情；不是写旧社会深重的苦难，而是写醉人的田园风光......这样的小说发表出来合适么?李清泉当然懂得，总有一些长于"左"的演绎法的人，他们可以对《受戒》这样的小说，随时定一个所需要的罪名，然后根据这个罪名再把你打翻在地，令其听候发落。但李清泉转念一想，毕竟时代不同了，那种任意挥舞"左"的政治大棒横扫一切的情况虽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却也消失不少，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左"倾专制不仅不该再有，也不很可能再有。万一再有，自然又是一场灾难，遭灾的就不仅仅是《受戒》一篇小说和决定发表《受戒》的我一个人的事了。果如此，又何惜一身！
想到这里，李清泉郑重地在《受戒》审稿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明确提出，从已定的十月号"小说专号"中抽下一篇，改发《受戒》。
《受戒》的问世，引起文坛震动。文坛的创
作生态环境因《受戒》的发表而得到积极的推动
与改善
《受戒》的问世，立即在文艺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中青年作家吃惊地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更多读者则是被《受戒》独特的题材、诗意的描绘所吸引，明海和小英子身上所体现的善良的人性、美好的人情，不仅为人们所普遍认同，更得到他们由衷的赞赏和发自心底的喜爱。
《文艺报》、《北京文学》、《北京日报》等报刊接连发表称赞《受戒》的评论。张同吾在《北京文学》l980年第十二期上写了题为《写吧，为了心灵》的评论文章。他写道："人世间，情爱和性爱从来是相溶合而又不可游离的，作家只有正视这一点，才 能真实地揭示人物心灵深处细微复杂的感受和人类对于情操美与形态美相统一的赤诚追求，才能发现生活中蕴含着的诗一般的情韵，才能表现人们心灵里那种没有经过扭曲和粉饰的自然美。"张同吾忍不住由衷称赞汪曾祺在《受戒》中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成就："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大胆而又生动地描写了小和尚明海和天真烂漫的农村姑娘小英子之间真纯的友谊和诚朴的爱情。作者不是袭用固有的模式去写情如火炽，也不是重蹈窠臼，去写缠绵悱侧，意惹情牵，而是让人物植根于生活的沃土，让感情的禾苗自然地萌发和滋长。"评论家唐挚读罢《受戒》，欣然在《文艺报》1980年第十二期上撰文评介。他说，读《受戒》，"字里行间，只觉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小溪漫过心头，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他明确地认为，《受戒》的意义在于："赞美人间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现实世界，大胆地对于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妄的神的世界挑战。而这样一篇洋溢着诗情的作品的威力，绝不下于一篇宣扬无神论的檄文。它将帮助人们懂得：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意识到自己的人的本质是自己的真正本质。"
汪曾祺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京剧院的同事们也对《受戒》表示热情的欢迎。梁清濂在1980年12月11日《北京日报》发表奈恼轮校豢肪褪凳虑笫堑匦吹溃篭"这篇小说实在太特别。它没有写政治，没有革命，只写了解放前的一个和尚庙里的生活。它距离建国以来的文学正统较远，这样的作品见诸公开的刊物，好像还是第一次。但读了这篇小说，人们都说好。"梁清濂认为："作者以他丰厚的生活，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欢乐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允许发展人性的艺术世界。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一切都离不开呆板的条条框框的人，见到这样的汪曾祺传-世界，不能不说是感到一股清风，不能不引起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美的快感。在重新建筑一代人精神美的大厦里，这样的小说，它给人美好、催人向上。这样的小说是需要的。"
在对《受戒》的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声色俱厉的指责文章。这些批评者以常见的"左"的批评方法，无视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机械地运用阶级斗争论，指责"小说的一些描写是离奇怪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缺乏积极的教育意义"。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大力倡导思想解放，进一步破除左"的束缚与影丽的日子里，这样极个别的指责声音显得十分微弱与无力，而《受戒》所发挥的改变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却是愈来愈明显。在《受戒》之后，文学创作愈来愈变得丰富多样起来，题材得到进一步拓宽，更有一些中青年作者痴迷汪曾祺的小说风格，以致一度时期在文学界学写"汪味"小说成风。更有一些热情的读者写信给汪曾祺，或者当着汪曾祺的面，毫不掩饰他们对《受戒》的喜爱。一位乡村干部告诉汪曾祺一件事，有一次，他们那里农村干部开会，第二天整理会场的时候，发现会议桌的台布上竟然写的是《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对话，一人一句，全都背下来了。
《受戒》发表五个月后，由读者投票推选的"《北京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受戒》名列其中，这当然是一个权威的认定。又过了一年，《受戒》及作者此后陆续发表的《大淖记事》等，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美国的一所大学还将《受戒》选为教材。这一切，对汪曾祺本人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对文艺界和广大作家们来说，则是从中获得一个可喜的信息：盼望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确实到来了。
汪曾祺以《受戒》投石问路，从地更加
踏实。几年后，他道出了一个秘密：《受戒》写
的"是我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
对汪曾祺本人来说，《受戒》的创作成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力主发表《受戒》的李清泉看得十分清楚。他敏锐察觉，第九期《北京文艺》发表的《塞下人物记》和第十期《北京文学》发表的《受戒》都出自汪曾祺一人之手，时间相距很近，艺术相距却较远。一般说来，一个作家的创作大概总是表现为曲线波动，直线上升是罕见的。这只能说明，《塞下人物记》是夹着翅膀写的，而《受戒》则是展翅翱翔之作。
在《受戒》发表七年后，李清泉在一篇专谈《受戒》发表前后的文章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精彩的阐述。他说，《塞下人物记》和《受戒》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意念和创作心态结出的不同果实，而齐首奋飞能够展示主体的素质和潜能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并不是四十三年后翅膀才长成，而是四十三年之后才朦胧地觉得有了旅展的机遇。而《受戒》又有点像投石问路，心地踏实了，才好照着他认定的路子继续翱翔，这便是一篇作品对于一个作家的作用和意义，也是主体和客体既相克又相因。《受戒》发表之后，有很多人见到作者那么熟稔地写寺庙生活，就怀疑作者当过和尚。对此，汪曾祺明确回答："我没有当过和尚。"但是，他告诉读者，他的家乡有很多寺庙，小时候常去玩，他从小就认识一些以念经为职业的普通和尚。"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虽然汪曾祺至今没有公开承认：新时期复出文坛，他是以《受戒》投石问路，试一试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允许和接受他所喜爱的合适的创作路子，但他在多次讲话和多篇谈创作的文章中委婉地谈到这层意思。他说："我的小说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写旧社会的多。......这是不得已。我对旧社会比较熟悉。"记者采访他，他坦率地说："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人要有一点自知之明。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当人们交口称赞汪曾祺的作品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宜人之风时，他自己却诚恳而冷静地说："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汪曾祺写《受戒》的冲动是偶然的。有天早晨，他忽然想起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生活，想起来了，就写了。动笔之前，他曾和一位朋友谈了自己的创作设想，那个朋友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汪曾祺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汪曾祺宣布："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俪时候都需要的。"
有人总是好奇地追问汪曾祺，连台湾作家施叔青也问："你究竟想在《受戒》中表现什么?"汪曾祺回答："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汪曾祺认为，像小英子这种乡村女孩，她们感情的发育是非常健康的，没有经过扭曲，跟城市里受教育的女孩不同。她们比较纯，在性的观念上比较解放。这是思无邪，《诗经》里的境界。我写这些，跟三中全会思想解放很有关系。多年来，我们深受思想束缚之苦。"
香港作家舒非曾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受戒》篇末注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梦"，其实是汪老自己的初恋故事。传得多了，汪曾祺自己不得不出面澄清："不是写我的初恋，是我的初恋的-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两种说法似乎有区别，但又区别得不那么十分清楚，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确乎与汪曾祺的初恋有关。汪曾祺明确说过："作品中姓赵的那一家，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那么一家。"事实上，汪曾祺真也认识《受戒》中写的小英子一家人，那个小英子后来还曾到汪曾祺家当过他弟弟的保姆。据说，如今已成为奶奶的小英子至今仍珍藏着汪曾祺少年时的一张照片......
《受戒》产生的那段时期，中国文坛尤其显得生机勃勃，活跃非凡。不能说《受戒》是那段时间的唯一代表作，但它确乎是新时期文学艺术的报春新花别一枝!《受戒》不仅在新时期文学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汪曾祺个人创作中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汪曾祺的女儿曾问过汪曾祺："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汪曾祺回答："写不出来了。"这是实话。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特别是写《受戒》这样的优秀作品，也是有一定机缘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