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八章 政治风暴中的不幸与幸(上)
第八章政治风暴中的不幸与幸(上)
反右开始后，他受到了批判。但他自己觉得
没有受到伤喜，也没有留下阴影
1957年。
这个至今仍令许多知识分子一提起就心有余悸、不堪回首的年头。其实，这一年的春天，却是阳光普照春意盎然的。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指导和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伟大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学术界、文化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讲话。于是，思想解放的春风便很快吹遍了整个文艺界。按照双百方针，"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与鼓舞下，文艺界出现了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活跃与解放，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创作发展与繁荣。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上，这种思想的活跃与解放，突出地表现为摆脱教条、联系实际、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精神；而在文艺创作上，则因文艺思想的活跃与解放，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早春天气，初露令人欣喜的万木争春、百花齐放的苗头。人们看到，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一年时间内，文艺刊物增多了，呈雨后春笋之势，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有了显著的克服，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有了明显的加强，题材范围更加开阔，体裁和风格的多样化开始受到重视。
在这东风送暖的早春季节，又眼见得这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文艺界、科学界的单位领导进一步按照上级布置，动员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以改进工作。汪曾祺所在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自然照章执行。一向忙于编稿、读书、写作的汪曾祺实在想不出该提些什么意见和建议。当别人一条、两条、三条发表看法时，当报纸上连续报道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名人向党提了那么多引人注目的意见时，汪曾祺仍然没有什么动静。单位党支部领导主动找汪曾祺，说："老汪，怎么不见你提意见呀?是不是有思想顾虑啊?"汪曾祺老老实实回答："思想顾虑倒没有，可真的想不出提什么意见。"这位领导人笑着批评汪曾祺："怎么可能一点意见都没有呢?"譬如对单位领导、对单位党支部总该有些批评建议吧?我们的工作怎么会十全十美呢?这位领导人诚恳地建议汪曾祺："你虽然现在还不是党员，可是我相信你一定希望党把工作做得越来越好。这次提意见，就是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战斗力的好机会，你哪怕，只提一条意见，一条很小的意见，也表示你对党的感情。老汪，认真想一想吧。"
话说到这份上，汪曾祺觉得也确实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他认真地想了又想。由于自己还仅仅是一名普通编辑，对文艺界 全局情况了解不多，不可能提出方向性意见，而只能就单位领导、单位党支部的平时工作提一些具体看法供领导参考。就这样，汪曾祺劳心费神，就人事工作如何全面评价一个干部、就如何真正做到人尽其才谈了自己看法和建议，写了一篇很短的、根本达不到公开发表分量而只能抄在单位黑板报上的短文，总算交了差，表示了对党的感情。
就在这年的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稍后，5月中旬，毛泽东又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整风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当《人民日报》在6月8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后，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就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即使只提了一条关于人事工作意见的汪曾祺，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可是，泼水难收，话出难回，到了这时，悔之已晚，他真的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只有挨打的份。
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之后，汪曾祺自不免成天处在惴惴不安的情绪之中。看着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的声讨右派的文章，他作好接受批判的准备。批判他的日子果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不过还好，对他的言论只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而且仅仅是在小范围内进行。大家在发言中批评他看问题存在片面性，缺少辩证法，没有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开放的时代，党尽最大的可能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特长，根本不存在汪曾祺在短文中提到的那些不良现象，就是有，也是极其个别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何况党已经注意到了，正在克服之中。大家在批判中还指出，汪曾祺对党的人事工作提出的那些并不正确的意见，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所幸及时发现，只要改了就好。
这些批判发言都比较温和，汪曾祺甚至觉得，有些发言还可以说是很亲切。他从内心觉得自己是犯了错误，所以面对这些批判并不反感。尤其令他暗自庆幸的是，当报纸上不断宣布排出一批又一批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时，当他亲眼轿囊战缫恍┦煜さ呐笥驯淮魃嫌遗煞肿用弊邮保ノ涣斓既椿故钦昭盟嗫锖椭鞒直嗉康娜粘９ぷ鳌Ｕ庀匀皇且桓鲂藕牛得魉淙环噶怂枷肴鲜渡系拇砦螅斓忌喜⒉唤闯墒怯遗伞Ｍ粼骶醯茫槐换捎遗桑皇墙邮苄┡校唤鐾耆Ω茫业眯惶煨坏亍�
1957年的下半年是在全党全国反右斗争中度过的，北京的一些高校尤为激烈。以北京大学而言，这一年的七、八月份，仅在学生中就排出第一批右派分子一二百名，十、十一月又扫荡出一大批。与此同时，其他高校，特别在思想、文化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人们注意到，有关方面不断宣传反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却看不出这场席卷思想、文化界的政治斗争有结束的迹象。相反，随着天气晦阴、寒气逼人的l958年春天的来临，又是从北京大学首先传来消息，要进行声势更加浩大的第三次歼灭战--要把一切暗藏的右派统统挖出来。
汪曾祺对此很不安。但就在反右斗争第三个战役即将展开的前夕，又一件令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天刚上班不久，领导上就通知他准备出差，让他与另外几位同志一道跟随着到河南林县调查民歌。就在这次出差中，汪曾祺才知道自己已经可以享受"高干"待遇了，因为给他买的车票是与领导一样的软席卧铺车票。
林县之行，使反右以来一直处于紧张不安情绪之中的汪曾祺得到一次难得的松弛身心的机会。他虽然为第一次坐软卧微感不安，但却为领导上依然把他看作主持编辑部工作的负责人而感到欣喜与鼓舞。他们一行人在洛阳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了林县。在林县，他们看到了林县人民改天换地、劈山引水的壮举，山腰之间的石渠里，清澈活泼的渠水在流淌。面对这一切，汪曾祺思想上受到很大震撼，因此，对一些掺和着假大空、充满了荒唐想象的民歌，一点也不反感，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可贵的农民式的浪漫主义。他们还上了一次嵩山。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花，如同梦境。汪曾祺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这种车与家乡高邮的板车差不多，但这里的奇特之处是，人们在车上装了一片帆，布帆受力，拉起来就轻松得多。帆本来是船上用的，白帆点点是家乡运河中常见的景象，万万没想到林县人民却将帆施之于陆行的板车，这就给汪曾祺以难忘的十分新鲜的印象。
在林县出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汪曾祺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愉陕，觉得收获很大。说实在的，这次收获不在于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而在于这一次时处反右斗争高潮期间的出差，他与司志们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由此，在汪曾祺感觉中，那次对他的批判，他没有受到伤害，没有留下阴影。这次出差是最好的证明。
在劫难逃。单位为完成指标，到底在1958
年把汪曾祺补划为右派
从林县出差返回京城，虽然反右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这场政治斗争的伤害，但汪曾祺的心情却相对平静了许多。他以为自己总算可以度过这一关了。
汪曾祺错了。他万万想不到，就是从林县回来后不久，因为本单位的右派指标没有达到要求，根据上级指示，单位已决定将汪曾祺补划为右派，并已悄悄策划了一个时期。可悲的是，汪曾祺自己浑然不知。
那是初夏的一天，汪曾祺照常上班。一进单位门就感到气氛不正常。平素与他相处不错的朋友，见了他不发一言，低头匆匆而过。他主动招呼人家，人家却只是对他哼一声，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是怎么啦?汪曾祺纳闷着往楼上办公室走。才上楼梯，就看到过道里贴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悬挂在屋梁上，飘飘地垂落下来，像是招魂的幡。这些大字报全是针对汪曾祺的。那一个个标题触目惊心，杀气腾腾："击退反党分子汪曾祺的猖狂进攻!..."不许汪曾祺污蔑党的领导!""一定要把民研会的白旗拔掉!..."彻底批判汪曾祺的右派言行!"
汪曾祺头"嗡"地一声大了，也顿时傻了。
震惊的同时，他产生了一种被愚弄、被暗算的感觉。就在昨天下班时，单位一切如常的呀!可是一大早就出现了这么多的大字报，这不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么?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他痛苦地想："该来的，躲也躲不了。"大字报里出现了 "右派"字样，汪曾祺领悟到，这肯定不是出于偶然。
仅仅根据汪曾祺发表在黑板报上那篇短文而定为右派是显然不够的，在此后接连若干次的对汪曾祺展开的批判中．单位领导发动大家严厉批判汪曾祺的两篇"反党"作品。
一篇是汪曾祺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的读后感，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
一篇是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绿色的呼吸。当主持人宣布要深刻地批判汪曾祺的两篇反党作品时，汪曾祺曾经心中一惊，他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发表过反党作品。及至听到要批判的两篇文章的题目，他反而心定了：这里有什么反党之处呢?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壮举，歌颂义和团的民间故事以及关于这些民间故事的读后感，无廴绾未蠓较蜃苁钦返模覆簧洗砦螅覆簧戏吹场Ｖ劣诙淌对绱骸罚哉伪曜嫉谝坏难酃饪矗残砣鄙偈贝⒑驼蕉肪瘢缘秒柿诵烧馐且允闱槲卣鞯氖剑头吹彻业蒙瞎趁�?
批判开始了。一个同事首先批判汪曾祺那篇关于义和团故事的读后感，他义正辞严地责问汪曾祺："瞧瞧，你这篇反党文章的题目!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另一个批判《早春》诗的同事，因为义愤而满脸通红，他对全场大声疾呼：同志们看看，连呼吸都是绿的了，汪曾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什么程度了?"
汪曾祺又一次愣住了。他万万想不到，对他的作品竟是这样一种批判法!他想辩解两句，可是，才停下笔，抬起头，不待他张嘴，已有人领呼口号：
"只许低头认罪，休想蒙混过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汪曾祺只好闭嘴不言，重新做出认真记别人批判发言的样子。可他心里在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
汪曾祺进而失望地想：在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你看，这眼前的"大辩论"其实是他辩你认，而且你只有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认，稍有辩解就是态度问题。而态度则关系到问题，态度好，可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道理呢?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会因为态度问题而膨大或收缩呢?汪曾祺因此悟到，现实中的许多错案不正与这种貌似正确其实大谬不然的道理有关吗?一旦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那只能是冤假错案无疑。
就这样，开了多次会，批判的人也实在无话可说了。那两个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人，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绿色的呼吸"的人本身就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想明白这一点，汪曾祺原先对这两人的怨恨不仅没有了，甚至还有点同情。他进而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同样是过关；他们一样也不好受。这样一些痛苦的真实感受，二十多年后，汪曾祺全部写入《寂寞和温暖》的小说中。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沈沅其实就是汪曾祺自己，或者说，小说中沈沅被无端打成右派的经过及其遭受折磨的心灵历程，完全是汪曾祺的亲身体会。沈沅出生于福建的一个侨乡，她父亲是被贫瘠而狭小的土地抛到海外去的，自己没有一寸土地，却希望他的家乡人能吃到饱饭。沈沅在南洋读了小学，以后回国来上学。父亲还留在南洋。她高中毕业后，按照父亲天真而善良的愿望，考进了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分到了一家农业科学研究所。她工作勤奋，与农业工人也都相处得真诚实在，人们善意地把她的名字拆开来称她是"沈三元"或者"沈三员"。前者，取其"连中三元"之吉利，后者说她在学校先是团员，后是党员，刚到农科所又当上了技术员。就这样一个积极努力，本应前程万里的年轻知识分子，一个可爱的少女，反右斗争开始后，"就因为她在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所，顾名思义，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也得抓出一两个右派，才能算完成'指标'。经过领导上研究，认为派她当右派合适"。
一个如同荒诞戏剧一样的故事，就这样在生活中真地发生了。这是写小说中的沈沅，其实也是写生活中的汪曾祺。汪曾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十分明确地说，《寂寞和温暖》中写沈沅对反右派斗争的感受和沈沅接受批判时的心情，"是我的亲身体会"--
她对于运动的真实感受是：莫名其妙。她也参加过几次政治运动，但是整到自己头上，这还是第一次。她坐在会场里，听着，记着别人的批判发言，她始终觉得这不是真事，这是荒唐的，不可能的，她忽然想起《格列佛游记》，想起大人国、小人国。
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在毫无自卫能力的情况下，忍受着各种离奇而难堪的侮辱，沈沅的精神完全垮了。她的神经麻木了。她听着那些锋利尖刻的语言，全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她的脑子出现一片空白，一点思想都没有，像是曝了光的底片。她有时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一块石头。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怎么都行，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
当年汪曾祺在民间文艺研究会接受无休无止的批判时，他就发现，其实问题就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但是不行，非得开够了"数"不可。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汪曾祺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他知道，这场荒诞戏，这场闹剧，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果然，结论下来了：定汪曾祺为一般右派，下放劳动。
面对结论，汪曾祺的心情十分复杂。在《寂寞和温暖》中，他写沈沅"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那天，汪曾祺回到家中，对夫人施松卿说："定成右派了。"说这话时，汪曾祺的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笑
在沙岭子农科所下放劳动，仅仅一年，干
部、工人就一致同馕硐殖錾耐粼髡�
去右派帽子
汪曾祺被补划为右派后不久，对他的处分决定也随之下来了：下放到张家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直到这时，汪曾祺依然一方面并不理解组织上和一些人对他作品的无中生有甚至蛮不讲理的批判，但另一方面却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也的确是需要改造的。这是一种别人不易理解的复杂心情，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被迫承认：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死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说这不可靠。佥圣叹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字喻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么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随遇而安》
1958年秋的一天，汪曾祺和文艺界几位也是被补划为右派的人一道去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当时，他的爱人施松卿已调到新华社工作，而且单位正搞军事化，参加军事训练，无法请假回来送他。他就在家中留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然后，他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经过几个小时的夜车，他们在离张家口不远的一个小火车站下了车。天刚刚亮，空气很清凉，所里派来接他们的一辆马车早已在站外等候。赶车人是个老工人，姓王，不多言语，却也不冷淡。出了站，是一条很平整的碎石子马路，两边种着高高的加拿大白杨。不知怎的，清早，坐着马车走在这样的马路上，汪曾祺的心情竟渐渐变得好起来，他觉得这条路很美。不到半个钟头，老王用鞭子一指："到了，过了石桥就是农科所。"几个人都精神一振，放眼望去：整齐而结实的房屋，高大明亮的玻璃窗，一匹马在什么地方喷着响鼻。大树下原来亮着的植保研究室的诱蛾灯忽地灭掉了。这一切，使汪曾祺心中充满了感动。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但让汪曾祺感动，还让他感到幸运。离开北京时，感到头上戴着无形却沉重、充满屈辱感的右派帽子，想到此去是劳动改造，是用汗水赎罪，心头便满是阴影，最担心被人歧视。可是，一下火车，所里便有车来接，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赶车的工人老王，看他那虽然不很亲热却也坦率真诚的态度，绝不像是来接犯了错误的人，倒像是接一批来自首都的客人。原来，农科所不同于一般农村，这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汪曾祺一伙的情况，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他们的问题。因此，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所里领导在公开场合也只是说是毛主席让他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农业工人非但不歧视他们，一有空还围着这几位从北京来的人问长问短。
既然是下放劳动，总得要干体力活儿。对此，汪曾祺是有思想准备的。但真正实际干起来，他才知道，干农活，够累，够呛，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沉重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往日经过猪圈、厕所，皱眉甚至掩鼻而过，可现在，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特别是刨冻粪给汪曾祺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自幼在气候温和的苏北里下河长大的汪曾祺，也曾见过乡下农民进城掏粪，常见农民们挑着一担担粪运到停靠在大淖边的粪船上。农民着粪担子从巷子里走，行人们侧身相让。那粪担子一路走，也免不了泼洒一路。在张家口不同，虽然也叫掏粪，实际上不是掏，而是凿。天气那么冷，粪池里的粪都冻得严严实实的。得用冰镩子凿开，破成一二尺见方大小不等的冰块，用铁锹起出来，堆积在空场上，然后装在单套车上运走。粪池里总有些没有冻实的稀粪，就刮出来，倒在事先铺好的干土里，像和稀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冻实了，再运走。
汪曾祺真心实意地参加起猪圈、刨粪。虽然说不上对粪有多少感情，但确实知道粪对于庄稼的意义，加之心中有一种用汗水赎罪的想法，因此，干得很起劲，真正的卖力。最初几天干下来，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农业工人们怕他受不了，劝他休息休息，慢慢来。但他还是咬咬牙一天天坚持下来了。他常常想，只要自己还没有倒下来，不死掉，就得拼命地干。农业工人们看了，暗暗称赞。既然劝不住，就照顾他，不让他下池子凿粪，只是让他在地面上挖一点干土和粪。
下放的第一年，农科所的大部分农活，汪曾祺都干过了，力气也在无形中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跳。后来，他被相对固定地分配在果园上班，活儿轻松多了，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所谓波尔多液，就是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这是常年性活儿，汪曾祺干得非常出色。他曾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我是个喷波尔多液的能手，果园的工人谁也没有我喷得匀。他们都没有我细心。喷波 尔多液要叶面叶背都喷得到。不能少，少则无效；不能多，多了水珠子挂不住，就会流下来。因此，夏天我的几件白衬衫都被染成了浅蓝色的了"(1983年12月6 日给陆建华的信)。在真心实意参加劳动的同时，汪曾祺还热心地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既因为汪曾祺是这方面的内行，也因为他在劳动中与农业工人们、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感情。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人都会唱两句。汪曾祺就指导他们排戏，他甚至还与职工们一道合演过小话剧《三月三》、崔嵬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汪曾祺还亲自给群众演员们化妆。这里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用黑锅烟子描眉。汪曾祺改用戏剧油彩，这当然比粉妆要漂亮得多。山西梆子称花脸为"黑"，那是当地一绝，可汪曾祺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还要干净讲究。消息一传开，连专业剧团的演员都赶来学习。他们亲眼见后，不由地翘起大拇指，佩服北京来的汪曾祺硬是棋高一着，技高一筹。也就在这年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所里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缠着老汪为她们化妆。汪曾祺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女工们快乐非凡，她们出现在镇上，立即引起轰动。这一年春节，沙岭子镇的社火，全让农科所的旱船队表演占尽风光!在汪曾祺他fl']N来之前，往年这里进行文艺演出时，条件十分简陋，当地老乡还没有觅过布景。i王曲祺亲自指导所里一位聪明的木工为文娱演出制作布景，还特地在海报上标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不消说，这又在当地引起了一番轰动。
下放劳动的第一年，就这样很快地过去了。1959年底，农科所给汪曾祺一行从北京来的人做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工人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里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这样，又过了一年，l960年，汪曾祺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所里与北京方面联系，回说一时无接收单位，所领导就让汪曾祺暂留本所协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