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五章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
第五章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
他从"跑警报"中体会出从容不迫、乐观坚强的民族性格
开学了。
汪曾祺就分配住在新校舍的学生宿舍25号，一住就是两年。他睡靠门的上铺，下铺是姓刘的历史系的同学，河南人。说来令人不信，两年中，汪曾祺和姓刘的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刘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汪曾祺相反，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床去睡觉。就这样，两人始终没有见面谈话的机会。对于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更不用说过问学生作息时间了。西南联大的自由于此可见一斑。
开学后的生活给汪曾祺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学习，而是"跑警报"。l939、1940这两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个时候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然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起初，汪曾祺也有些紧张。后来，习以为常了，一有警报，就随着老师同学往郊外跑。再后来，非但不紧张，这位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有心人，居然饶有兴致地观察、收集起同学们跑警报中的言行，越想越有味道，进而还从中悟出关于生活、关于人生、关于民族性格的大道理。警报有三种：即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汪曾祺注意到，联大学生见到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上挂起红球，发预行警报了，一般是不跑的，照常上课。倒是市里的百姓一见预行警报，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但是也不紧张，甚至还有人吹着口哨，或低声唱着民歌。等到有空袭警报了：汽笛声一短一长，联大学生这才离开教室往外跑，虽然没有准地点，像是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惶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就自然地形成几个比较集中的"点"。有两个"点"让汪曾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一在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尽管空袭就在眼前，但做小买卖的照样在这里吆喝着卖各种零食，更多的学生则躺在软软的松毛上，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像要滴下来的天空。还有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可能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自然地形成一个天然的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就是在这个天然防空洞里，汪曾祺意外地更是吃惊地发现，竞有联大学生用碎石子或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有两副新意盎然的对联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前一副对联很可能是具有文学天赋的数学系学生制作的，寥寥八个字，表达出对人生、对爱情的态度，机智幽默，韵味深长。后一副对联因躲避日机空袭而发生巧妙的联想。"机"是日本轰炸机，"土"是仙沟的两壁土洞，此对联显示出空袭中依然对生活的从容不迫和闲情逸致。令人敬佩。
拉紧急警报了，那连续的短音，急促、刺耳，提醒人们，日本飞机已肯定朝昆明飞来了。但很多人还是不动，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镇定依然，绝不仓皇失措。
这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西南联大师生和昆明市民们在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面前的镇定自若，其对日本飞机冷峻蔑视的神态始终烙印般不可磨灭地留在汪曾祺的脑海之中。终于在1984年年底，汪曾祺以他那独特的文笔生动地记叙了55年前的往事，写下了精彩散文《跑警报》。在文章中，他富于情趣地用幽默的口吻剖析了"跑警报"这一独特名词的内涵：
"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疾蝗鏫"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读散文《跑警报》，人们会身临其境般感受到那个苦难年代的于紧张中透出从容的真实生活，作者风趣的文笔几乎使人忘却日本飞机投弹时的令人心悸的轰炸声。但作者决不是向后人讲奇闻趣事，他其实是在充满敬意地讴歌中华民族什么时候也不会被武力征服的最可宝贵的精神。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
日本人派飞机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昆明人，施加威力，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骨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自由--西南联大八年人才辈出的秘密
西南联大的南迁，受到社会各界甚至国外专家的普遍关注，但生活和教学的物质条件还是相当苦的。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菜多盐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还有一种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凉粉似的东西。大多数男大学生都是不衫不履，邋里邋遢。有人裤子破了，找一根白线，把破洞处系成一个疙瘩。只要不露肉就行。由于温饱都得不到保证，很多学生在外面兼了差，教中学的，在拍卖行、西药铺当会计的，当家庭教师的，甚至于卖棉袍、工具书来填饱肚子。学生如此落魄，教授们一样贫困。他们肚里有学问，却少油水。沈从文先生到吃饭时总是到学校对面米线铺子吃一碗一角三分的米线，穿的是从房东手里买的一件旧皮袍改制的皮大衣。现代散文大师朱自清先生穿的是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一口钟。诗人闻一多则是穿一个亲戚送给他的样式过时的灰色的夹袍。原来抽茄立克、三五牌香烟的教授多改成抽烟斗，他们的38烟斗的接口处多是破裂的，缠着白线，有几位哈佛和耶鲁毕业的教授夫人，集资制作西点，在街头设摊出售。
尽管学习条件简陋得不值一提，尽管学习环境艰苦甚至险恶，但汪曾祺觉得吃那么大的苦，不惜绕道国外，辗转奔波，从数千里以外的江苏里下河水乡赶到大后方昆明来读西南联大还是值得的。这里荟集了当时国内教育界的精英，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中间许多人成为海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权威，有机会与这样的教师、同学同聚一校，切磋学问，寻求知识，真乃是三生有幸。考西南联大之前，汪曾祺也听说这个学校有著名的教授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那还仅仅是读这些名人的文学著作时获得的一点点印象。到了西南联大，听那么多名教授亲自面对面地讲课，他这才知道，世界真大，名人真多，自己所了解的那一点点，简直是孤陋寡闻。
中文系的课分必修、选修两种，无论那门课，讲课的都是个人生鲜明、学有专长的名教授。他们丰富的知识令学生叹为观止，他们潇洒不羁的独特个性风采令学生终生难忘。
教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课《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第一次与汪曾祺这班学生讲课的第一句话就与众不同。他说："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究竟有什么病，学生们不知道，但就这么一句话，学生们感到自己受到尊重，而且是受到一位著名教授的尊重，心里暖和和的，师生之间的距离于不知不觉中缩短了。更使学生难忘的是。师生之间关系融洽，真正是亲密无间。学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这些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叫林国达的华侨学生，喜欢提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些怪问题。对此，金先生并不以为怪异。有一次，林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连同学听了也觉得没意思。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后来，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时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平时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像金岳霖先生这样对学生充满爱心，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的教授，在西南联大比比皆是。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允许学生抽烟。汪曾祺选修了他的《楚辞》课。上第一节课时，他见闻一多先生打开了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这很符合汪曾祺的心意。汪曾祺还喜欢在西南联大可以随意旁听的规定。他满怀兴趣地去听唐兰先生《词选》课，听了一课就不想再去了。原因是这位唐先生基本上不讲，只是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就算讲过了。他去听吴宓先生讲《中西诗之比较》，-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他还去听过冯文潜先生讲美学，隔了多年以后，已记不清冯先生讲过什么，却还记得他讲过一首词：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冯先生说他教孙女念这首词，孙女把"吴山点点愁"念成"吴山点点头"。这个例子汪曾祺一直记得。
在与系里诸位名教授接触多了以后，汪曾祺发现，这些教授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得像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所有这些，不仅给汪曾祺留下难忘的印象，也影响了他日后的思想和性格。
面对这么多人格高尚、个性鲜明、学识渊博的教授，作为学生，汪曾祺自然感到幸运，但是，对教授们敬佩是一回事，自己是不是刻苦学习却是另一码事。这汪曾祺天性散淡，最怕受拘束。他不爱进学校的大图书馆，读书期间，只进去过几次，原因是：他受不了那种正襟危坐、集体苦读的气氛。更要命的是他不爱上课，特别是那些要求严格的教授的课，他要么心不在焉地听，要么就避而躲之。教《西洋通史》(这是文学院必修课)的皮名举，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有一次汪曾祺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他全然不顾科学的真实，把地图当成美术创作，气得皮先生在地图上注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朱自清先生教课很认真，他教《宋词》，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自己一丝不苟，同时要求学生认真记，要求学生交读书笔记，还有月考，期考。汪曾祺受不了，老是缺课，以致朱先生对这位文学天分甚高的学生印象不佳。不好好上课，学习成绩自然就很难提高，就难过考试这一关。每逢这时，汪曾祺就只好弄点小聪明，为应付考试突击复习，再不，只好偷考。《西洋通史》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汪曾祺得了37分，第二学期他至少得考83分，这样两学期总成绩平均，方可及格。第二学期，汪曾祺照样不好好上课，要从37分跃升到83分，谈何容易?调皮的汪曾祺到考试时，拉了两个历史系同学，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这样，汪顾左右而抄之，无往而不胜。有些题目，左边的同学也不会答，汪曾祺就抄右边同学的；或者，右边同学也不会答，就抄左边的。左右逢源，焉能不佳?公布分数时，汪曾祺得了85分，及格还有富余哩!
当然，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决不总是逃课、偷考，否则怎可造就这样一位在文学创作上有独特成就和影响的作家?汪曾祺只是不愿勉强自己，扭曲自己。他不喜欢死读书，读死书，他不想把时间耗在对自己无兴趣或自认为无益的某些功课上。他不愿去学校大图书馆，只是因为不喜欢那里的读书气氛，可他读书是认真的、积极的，他是中文系小图书馆的最勤奋的读者。他和另外两个同学每天晚上都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图书馆的钥匙就由他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系图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他在这里从心所欲，任意翻书，恣意在书海中畅游，得意而舒畅，于不知不觉中，像海绵一样尽情吸收着知识养分。正是在这里，他读了大量外国翻译作品：萨特、沃尔芙、契诃夫、阿索林、卡夫卡，......看得多了，于不知不觉中运用、模仿，以致他文学创作之初的小说运用的是意识流手法，现存的写于l940年的小说《复仇》，算得上是中国老牌意识流了。诚然，他不喜欢去听一些教授的课，可对他喜爱的教授、喜爱的课程，他却是用全副身心去听，譬如对沈从文先生的课，他简直是凝神而虔诚!
汪曾祺也不是一个只知成天读书的书呆子，学习之余，他也像许多大学生一样，积极参加自己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汪曾祺最喜爱的课外活动是，演戏和唱昆曲，特别是唱昆曲。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曲社，汪曾祺不仅闻讯参加，而且很快成为这个曲社的积极分子。几乎每次曲社活动(拍曲子、开曲会)，都少不了汪曾祺。教学生拍曲子的主要教师是陶光，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教大一国文的作文。吹笛子的是历史系教员张宗和。每次做"同期"(昆曲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做同期)，吸引了联大、云大的许多师生。特别是一些驰名学术界的教授、学者也来曲社参加活动，汪曾祺尤为感动。他觉得，他们多半生活清贫，但在百物飞涨、人心浮躁之际，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算得上是浊世中的清流，激流中的砥柱。这些名人教授中有些本身就是昆曲大家，不只会唱一般的曲子，如数论专家许宝禄，他是俞平白先生的夫人许宝驯的弟弟。有一次，许宝禄听汪曾祺唱了一支曲子甚为欣赏，主动提出教汪曾祺一出"刺虎"，汪曾祺当然高兴。那天，汪曾祺按时去了，许先生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银台上晃晃的风烛炫，金猊内袅袅的香烟喷......"汪曾祺觉得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他的"擞"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庥∠蠹甘暌裁挥型恰� 一这样的学习态度，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当时西南联大是允许的。也许，西南联大的特色正在于不拘一格，打破常规!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甚至比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他终于成为仰慕已久的沈从文的人室弟子，沈先生视他为得意高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汪曾祺随同祖父、父亲避战乱于高邮农村。当时他随身带的除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另外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
1939年夏，汪曾祺千里迢迢从家乡高邮出发，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可以这样说，自从喜爱上沈从文作品那一天起，随着他对沈从文作品的愈读愈多，理解愈来愈深，汪曾祺心中就有了一个再也化不开，而且愈来愈浓的沈从文情结。不难想象，当汪曾祺正式被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录取后，他之渴望拜见沈从文先生的心情是何等的强烈。第一次在校园内见到沈从文先生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他这才恍然大悟。朝思暮想的大作家就在眼前，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但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过去了。此后，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从文先生迎面走来，他与同学们_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沈先生走过，沈先生含笑点头应答，他不知道这中间有一位对他仰慕已久时刻盼望向他当面请教的汪曾祺。而汪曾祺则总是出于一个来自苏北小县城的年轻人的羞怯，缺少主动与沈从文先生对话的勇气。
沈从文没有一年级的教课任务，汪曾祺读大学二年级时，才正式拜见沈从文，并从此开始了他们两人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师生之交，文学之交。联大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词》、《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汪曾祺把沈从文的三门课都选了。当然，仅仅选沈从文的课是不够的，学得再好也凑不满学校规定的学分，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于是，汪曾祺又选了闻一多的《楚辞》、朱自清的《宋词》等。
第一次当场亲耳聆听沈先生讲课，汪曾祺心情十分激动。由于沈从文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在社会上颇有一定名气，每逢他讲课，来听的学生很多，还有一些并不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看着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学生，不知怎的，汪曾祺于激动之外又添了几分紧张。身旁的一位学生小声地向同座谈沈从文传闻，他们知道沈从文是行伍出身，他们熟悉沈从文小说中有关湘西地域荒蛮、民风强悍的描写，这两位学生甚至猜测：沈从文一楚是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汪曾祺一旁听了暗暗发笑。他虽然没有与沈从文先生交谈过，但他在校园中与沈先生多次相遇，知道沈先生的长相。不过，沈从文先生虽非身材魁伟、浓眉大眼，但究竟什么长相，汪曾祺也没有仔细观察过......
沈从文踏着上课的铃声走进教室来了。学生们顿时安静下来，又全部把目光刷地集中到沈从文身上，那两个刚才还想象沈从文身材魁伟、浓眉大眼的学生似乎有些失望，忍不住"哦"了一声。这是汪曾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他心目中思念已久的沈先生，连他也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有不小的距离：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如女子般的清秀，面容略显苍白，但一双眼睛却是亮而有神。包括汪曾祺在内的满满一教室学生，把尊敬的目光、喜爱的目光、好奇的目光，一起投向沈从文。这时，令学生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作为教师的沈从文居然紧张得讲不出一句话来。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教室里静得连一根针掉下来也听得见，沈从文仍然讲不出一句话。他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来，使得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竞低下头去......
急切中，沈从文忽然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对不起，请同学们等我五分钟。"同学中有人轻声笑起来。这善意的笑声使沈从文慢慢平静下来，他终于用他那很重的湘西口音开始讲课了。
平心而论，听沈从文讲课，远不比读他的作品富有感染力。湘西口音重倒也罢声音又低，有的学生听了一堂课还不知道听了些什么。他不像有些教授那样，讲课时仿佛表演，或慷慨激昂，或娓娓动听，这一切再配以手势，那效果就更好了。沈从文不是这样。他讲课非常谦抑，非常自制，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更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或许是缘分，当不少学生对沈先生的课从最初的急切盼望到慢慢地热情消失时，汪曾祺却对沈先生的课越来越感兴趣，越听越觉得受益匪浅。一些在别人看来是不足，汪曾祺却感觉相反。有人议论沈从文讲课没有感染力，汪曾祺却认为沈先生讲课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有人埋怨一堂课下来了，不知道沈先生讲了些什么，汪曾祺却认为，关键是勿浮躁，用心听，只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就会如入仙山，决不会空手而归，而且会终生受用的。汪曾祺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先生开的《各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创作能力。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认为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而不是大学培养的，这些话都有道理。事实上，沈从文自已就没有上过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如同世上任何问题都不可绝对化一样，创作，也不是绝对不能教，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讲。教得好，教的方法对，学生也领会得好，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老师传授的创作知识，则必定收获大焉!
汪曾祺至今仍记得沈先生教创作的方法。
首先他不赞成命题作文。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其用意是很明确的。作为教师，当然要"讲"，但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特色。如果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有时，沈从文也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但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日屋里的空气。"出这样的题目是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沈先生谆谆告诫学生，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但终因功力不够而最终失败，原因就在于零件车少了。
其次，学生写了一个作品，沈先生除仔细评点，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方法很是行之有效。学生于对比中找NT差距，得NT提高。汪曾祺就写过一篇小说叫《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式人物的活动，无主要人物，无主要情节，散散漫漫，很不成熟。沈先生见了，非但不因其稚嫩而嫌弃，却欣喜地从中发现汪曾祺长于白描笔法的才能，赞赏他能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真实得令人信服，只是作者的笔力还太嫩，有些地方形散神也散。但不管怎么说，《灯下》所表现的创作才能是难能可贵的。于是沈先生特意花些功夫，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沈先生自己写的《腐烂》。汪曾祺喜出望外，他仔细揣摩沈先生推荐给他的名家作品，在沈先生指导下，对《灯下》进行反复修改，终于改成《异秉》，后经沈先生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三十多年后，随着汪曾祺人生观、世界观有了质的变化，他又根据回忆重写《异秉》。重写不是重复，虽然写的是同样的人和事，但作者的感情变化已使新作《异秉》发生质的变化。旧作《异秉》中流露的作者解放前那种彷徨和对世事之无可奈何的情绪不见了，代之以对穷苦人的同情显得更加深沉，对人物命运的剖析也更加深刻，堪称当代短篇小说的精品。
对于沈先生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甘苦之言，有的同学听不懂，甚至不理解。但汪曾祺听懂了，在这方面，他与沈从文简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譬如沈先生上课常说的一句话："要贴到人物来写。"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是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那一天，沈先生有意让汪曾祺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曾祺不慌不忙，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同学们都听得出神了。沈从文一旁也暗暗点头，他甚至觉得，学生汪曾祺比他讲得好，他从心眼里喜欢上这个才华渐露、聪颖过人的学生。
几十年后的今天，汪曾祺的创作自成一格，已是海内外公认的名作家。在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汪曾祺明明白白地说：沈从文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他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事实上，他在沈先生的写作课上就写起小说来了。沈从文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小说时，用语简单，分量却不薄："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
就沈从文来说，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学生除了在课堂上接受他的言教以外，更从课堂外接受他的身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沈先生以他独创的方法在《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课上培养学生的创作拍苁保堑玫降牟恢皇侵叮由蛳壬囊恍┚咛逍卸细惺艿剿运堑囊黄摹Ｉ蛳壬辉蕹擅庾魑模睦窍胄词裁淳托词裁矗毖切怕碛社郑＠炜盏匦闯龈髦痔獠摹⒏髦中问降奈恼轮螅蛳壬坏黄黄馗模炊梁蟾校行┒梁蟾芯盒吹帽妊魑幕挂ぁＫ骨Х桨偌频匕凑詹煌牟煌魑模姓攵孕缘厝フ矣胝庑┭淖髌沸捶ㄏ嘟频闹型饷易髌罚醚员冉杓Ｃ看紊峡危蛳壬苁羌凶乓淮筠樽呓淌遥谴铀种薪庸邢概暮蟮南白骱吞匾馕钦业氖椋堑男闹芯椭荒艹渎烁卸Ｎ醚〉闶拢蛳壬苁遣慌伦约憾喾焉瘢嗦榉场Ｋ病吨泄∷凳贰罚行┳柿喜灰渍业剑耆梢匀醚约喝フ遥魑鲜Γ该鞣较蛞簿退憔≈傲恕Ｉ蛳壬唬约撼枚峤鸨昝剩曜油反蟮男⌒惺槌谠颇现裰缴希庵种裰礁咭怀撸に某撸⒉徊枚稀３闪耍沓删恚峡问狈⒏Ｋ洗醋骺问羌幸晦椋闲∷凳肥本图辛撕眯┲骄怼Ｑ墙庸蛳壬研恼依础⒕某吹淖柿希谛母卸啵制教砹思阜终鸲�
在这样的老师教育与指导下，再愚顽的学生也会勤奋学习，并且能不断上进。而一旦发现学生习作中有写得较好的，沈先生欣慰之余，又承担起伯乐的责任。他以一个小说名家的身份，凭借他在文学界的声望，热情地把这些习作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来，经沈先生手介绍出去发表的学生习作难以计数。作为学生中的佼佼者，汪曾祺被沈先生看重并介绍出去发表的习作最多。他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发表，沈先生发现后，立即帮助寄往上海由郑振铎、李健吾先生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那两篇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ⅡL{蠹虫蛀了好几个洞，使他大为激动，既为发现一个文学新人而欣喜，也为沈先生热心荐优而感动。由于为学生寄稿太多，自己也是收入菲薄的沈先生，为了防止超重太多，尽可能节省邮费，他在寄稿前仔细地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心。这当然不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稿件发表了，稿费寄来了，他必亲自为学生送去。这一切，他默默地做，不告诉任何人。学生们是后来从编辑口中才得知这一切的......
沈先生指导学生，除了课堂上讲，课外热情辅导，更以自己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无声地，但却是有力地给学生们提供着榜样。他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的"耐烦"，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的意思。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他写东西并不是很快，更不是一挥而就。由于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辛劳过度，落下个流鼻血的病。他的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时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滩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即使这样，沈先生仍坚持写作，"耐烦"不止。细心的汪曾祺好几次亲眼见到过沈先生带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使他懂得创作不仅需要才能，还需要沈先生这种"耐烦"精神。对沈先生了解越多，汪曾祺就体会越深。他读沈先生的名作《边城》，虚心地向沈先生请教写作体会，得知这篇作品是应《国闻周报》编者之约而写的连载作品，每期一章。汪曾祺事后算了一下：小说共21章，21×7=147，差不多近半年。就是说，这篇不到7万字的作品，看起来轻松自如，若不经意，其实是沈先生花了近半年时间苦心雕琢起来的。而那时，沈先生刚刚结婚不久。对此，汪曾祺沉思多日，领会到，文学创作原来是一场持久的长途跋涉，偷懒不得，轻浮不得，也急躁不得。唯一要做的是刻苦、刻苦、再刻苦，也即是沈先生常说的：耐烦!
当沈从文把汪曾祺视为得意高足后，汪曾祺接近沈先生的机会自然就更多，师生感情愈来愈深。沈先生越来越欣赏汪曾祺的才气，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汪曾祺有了更多观察、了解学习沈从文的机会。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沈先生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20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房子。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所住房子的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沈先生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这中间当然少不了汪曾祺。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先生收藏的宝贝，谈天。
汪曾祺发现沈先生书很多，但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还借给别人看，他决不在书架上贴那种"私人藏书，恕不外借"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条子。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上官碧是沈先生的笔名)。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汪曾祺还发现，沈先生的书多而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之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汪曾祺原本读书就杂，从他尊重的沈先生这里，他似乎得到了支持，得到了佐证，以致后来竟总结出一套读杂书的理论：
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第二，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求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一个现代作家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样较易溶入自己的笔下。......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
--《谈读杂书》
对汪曾祺来说，听沈先生讲课，在沈先生指导下写作读书，自然受益匪浅，而听沈先生谈天，也是受益无穷。汪曾祺甚至认为。沈先生之长于谈天甚于讲课。他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他谈得最多的要算是金岳霖。这位专讲《逻辑学》的教授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来和同事的孩子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听沈先生讲这些名人逸事，汪曾祺觉得这些名人的气质正是沈先生的气质，进而觉得沈先生是在讲自己。看沈先生充满感情地谈这些熟朋友，汪曾祺就常常想起管仲的一句名言："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于是，汪曾祺对沈先生的敬重又增加了几分。
一个有文学天分的高才生，竟阴差阳错，最后只得到大学肄业证书
转眼之间，汪曾祺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四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
在1943年暑假到来之前，毕业班学生们照例要进行一番拼搏：复习、考试、论吝答辩......四年的寒窗苦读，全都要在这最后一二个月内得到鉴定。只有一切都通过了，才能得到那张记录人生一个重要学习里程的大学毕业证书。
汪曾祺的有关文史方面的所有功课都得到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课程几乎都是优秀。但是，汪曾祺最终还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他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一门是体育，一门是英语。
当时西南联大的体育主任是马约翰先生。他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条猎裤，从不穿毛衣、大衣。马先生脸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卷发。他对学生要求甚为严格，早晨，亲自带领学生跑步。学生列队时，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 You must keeDyour body straight!"汪曾祺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至于晨练，汪曾祺因是夜猫子，常常读书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就睡懒觉。偶尔一天起身了，参加早锻炼，与同学们一道跑步，就成了马约翰先生注意的目标，马先生从后面一边捶他的背，一边命令他"挺起胸来"。
体育不及格，本在汪曾祺的意料之中；英语不及格，他也不感到什么意外。
汪曾祺曾经说过，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英语学好。小学六年级就有英文课，但他除了book，pen之类少数极易的单词外，其它什么也没记住。县立初中，教英文的是他的一个远房舅舅，是个近视眼，人称"杨六瞎子"，他的英文的基础很好。但汪曾祺进初中时，这位远房舅舅已经在家享福，不教书了。后来的英文教员都不怎么样，他白白地耽误了三年。到江阴南菁中学，教英文的吴锦棠先生英文程度很好，能把《英汉四用辞典》背下来。但此时的汪曾祺终因初中英文基础太差，总是跟不上，加上他此时荸，习兴趣实际上已转向文学，对英语，越是学不好，越是不用功。参加大学考试，汪曾祺的英文不知道得了几分，反正够呛!他记得清楚，有一道题目中翻英，是一段日记："我刷了牙，刮了脸，......"汪曾祺不知"刮脸"如何用英文表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干脆译成"把胡子弄掉"。大一英文，汪曾祺是连滚带爬，凑合着及格的。
大二英文，由一位俄国老太太教，她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本来英文就差劲的汪曾祺，面对全部用英文讲课的老师简直莫名其妙。平时任何课都不记笔记的汪曾祺，照例到了期终借别的同学笔记本，接连开几个夜车突击抄写，以求凑合过关。这次由于太累了，到正式英语考试那天，他竟然睡过了头，没有参加考试。因此，他的大二英文是零分。
汪曾祺有机会学习英语，最终都没有学好英文，这中间有客观原因，也有他自己的主观因素。多年以后，汪曾祺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写了专文，既坦诚地详述了自己学生阶段学英文的经过，又诚恳地告诫后来人"不会英文非常吃亏"。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分析说：
作为一个作家，有时难免和外国人见面座谈，宴会，见面握手寒喧，说不了一句整话，只好傻坐着，显得非常愚蠢。
偶尔出国，尤其不便。......
最别扭的是，不能读作品的原著。外国作品，我都是通过译文看的。我所接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其实是译文的影响。六朝高僧译经，认为翻译是"嚼饭哺人"，我吃的其实是别人嚼过的饭。......
再有就是对啁英文翻译自己的作品看不懂，更不用说是提意见。
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已经72岁，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
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
学英文，得从中学抓起。一定要选择好的英文教员。如果英文教员不好，将贻误学生一辈子。
希望教育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悔不当初》
虽然西南联大的学习空气十分自由，但执行起有关规定却是一丝不苟，并不像今天这样可以为功课不及格开后门，找人说情，以求网开一面。就这样，汪曾祺终因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学校通知他：保留学籍一年，明年暑假前补考英文、体育，通过了，补发毕业证书。
好在时间不长，再加上那年头依然战争动乱，就是毕业了，一时也无处去。再说，补考一般总是容易通过的。这样，汪曾祺只好继续留在学校里，边看书，边重点攻读英语，当然，少不了早上也注意参加体育锻炼。
一年很快过去，汪曾祺的英语、体育也都补考及格。但汪曾祺最终仍然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就在他正式取得毕业资格前夕，当局有关方面宣布一项规定：为抗战需要，所有大学应届毕业生都要为陈纳德的飞虎队当一段时间的翻译，随军去缅甸作战。报到那天，汪曾祺翻遍行李，却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总不能穿着破裤子去报到吧?汪曾祺怕丢脸就没有去。错过了报到时间，可不能像英语、体育不及格那样再补考，汪曾祺因此被学校按规定开除。这就是文学天分很高的汪曾祺，最终全部通过大学课程的考试，却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而只能拿一张肄业证书的原因。这种结局，想起来总不免遗憾。但塞翁失马，安知祸福?假如汪曾祺那天准时去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报到了，也拿到毕业证书了，焉知他去缅甸作战能否生还?生还了，过得了二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吗?虽然陈纳德的飞虎队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可是，红卫兵小将肯定认为陈纳德是"美帝国主义"!而汪曾祺就该是"里通外国"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假如"。好在生|生淡泊的汪曾祺平时并不愿多想这一切。只是每逢填履历表时总不免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只好含含糊糊地填为："1939--1943年就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