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二章 在浓浓的爱的氛围中成
第二章在浓浓的爱的氛围中成
两位继母的至爱真情，淡化了汪曾祺三岁丧母的哀痛
汪曾祺的出生，给汪家带来欢乐和希望。满月那天，汪嘉勋曾经给这个诞生于元宵节的孙子相过面，欣喜地认为："这孩子五官端正，面目清秀，双眼透出灵气，将来必是有用之才。"汪家三个儿子中，汪常生早逝，没有后代。汪曾祺是三房的长子，这样，他便成了人们钟爱的对象，成了"惯宝宝"。因他皮肤黑，大家都爱称他为"黑子"。本地风俗，怕孩子长不大，从小给孩子认干妈；为了给孩子消灾降福，有些人家还给孩子在和尚庙、道士观里记名，认为如此一来，鬼怪不敢扰乱，就万无一失了。汪曾祺出生后不久，家里为他认了好几个干妈，同时又为他在和尚庙、道士观里记名，来个双保险。汪曾祺的法名叫"海鳌"。他的父亲为了慎重，特别在书房中用一张八寸高五寸宽的梅红纸端端正正写上："三宝弟子求取法名海鳌"，两边各有一个字，一边是"皈"，一边是"依"。"皈"字比较生冷，一般孩子不认识，但汪曾祺长期耳濡目染，还没上小学就认识这个"皈"字了。
在全家关心呵护之下，汪曾祺健康成长。可他的母亲杨氏的身体自生过汪曾祺后，就一天不如一天，肺病日见严重。杨家是高邮大族，杨氏未嫁汪家前，就过着衣食不愁、安定平和的生活，她从小接受家庭的良好教育，读过书，练过字，直至她与汪菊生结婚后，依然不为柴米操心，过着闺秀式生活。为治好杨氏的病，娘家人、汪家人找过许多医生，费过各种心思，可惜全都收效不大。当时的医术不如今天发达，得了被人们称之为"痨病"的肺病，差不多就等于得了绝症。杨氏在自知病重难治后，只勉强抚养汪曾祺到断奶，就坚决独住在一间偏房里，自动和家人隔离．：尤其不让人把汪曾祺抱去见她。世上哪有母亲不爱儿子的?杨氏是为了曾祺这个质宝宝的健康，这才如此下了狠心。1923年，杨氏终因病重不治去世，这时汪曾祺才三岁，还不完全到记事的时候。他对生母的印象几乎一点都没有，甚至母亲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长大后才陆陆续续从家里人口中听说关于母亲的一些情况。他从姐姐巧纹那里了解到，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按理应该叫杨遵什么的，可姐姐却说母亲叫"强四"。这使汪曾祺很奇怪，他知道母亲不是行四，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是小名吗?也不像。也是从家里人介绍中得到启发，汪曾祺约摸依稀想起：父亲曾用一个煤油箱自制成有两个火口的炉子，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汤。他还想起来，有一次，父亲特地雇了一条船，带着他，陪母亲到淮安去就医。汪曾祺记得，小船在途中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那船舱里挂了许多大头菜，这大头菜的气味至今好像仍保存在记忆之中。
至于母亲究竟长的是什么模样，汪曾祺一点记不得了。长大后，他只能从母亲的画像上去看她。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姐姐很相似。父亲还曾让曾祺看过厚厚一摞母亲写的很清秀的大字，告诉他：直至母亲病倒之前，她还每天写一张大字。每逢看母亲画像，看母亲生前写的大字，汪曾祺就心中隐隐发痛，双眼湿润。特别是想到母亲病重后，不让人抱他去看望，汪曾祺就更增加对母亲不尽的思念。即此一件事，也让汪曾祺刻骨铭心。他觉得，母亲真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伟大母亲，虽然她在自己三岁时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但她对儿子的独特的母爱将永远留在自己心中。
杨氏去世两年后，才二十八岁的汪菊生第二次结婚，五岁的汪曾祺有了第一个继母张氏。
张氏家是高邮南乡张家庄的一个财主。虽是财主的女儿，但张氏因幼年丧母、父亲很快再婚，故过着并不幸福的生活。她是跟姑妈一道生活长大的。姑妈夫家姓吴，她年轻守寡，领着两个儿子苦度光阴。因为吴家家境不富裕，姑妈住的是张家的三间偏房。才稍懂人事的汪曾祺很快感觉出外公不喜欢继母张氏。最明显的是陪嫁妆奁不丰，首饰也很少，有时准备出门做客，才戴上一点首饰，最好的也不过是一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张氏要带汪曾祺到外公家拜年，有意打扮了一下，找了半天，换上仅有的一件灰鼠皮衣，连曾祺都觉得她一定很冷。还有，继母到了外公家，当然要去见外公外婆，但大部分时间却在三间偏房里和姑妈在一起。聪明的曾祺一下子就感觉出继母与外公的关系并不亲热，很一般。
虽然自己在困境中长大，但张氏到了汪家后却十分关心"前房"杨氏丢下的三个孩子。这倒不是为了做样子给人看，她也知道后娘不好当，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用耳朵听着。更重要的是她亲身经历过没娘的苦处。她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并认真按照《女儿经》中宣传的道德规范做人："张家长，李家短，别人是非我不管"。有时她也念《金刚经》、《心经》、《高王经》，这都是为她的姑妈念的，她忘不了姑妈对她的领育之恩。难得的是张氏一过门就把"前房"的三个孩子当成亲儿。三个孩子的吃饭穿衣，她照顾得逸逸当当，什么时候都将三个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曾祺的妹妹长了头虱，她煎了草药给她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不嫌脏，不嫌烦。三个孩子中曾祺尤得张氏的疼爱。曾祺上学了，她每天都亲自为曾祺穿衣戴帽，整理书包。有一次，冬天，曾祺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一扭一扭地回到家。张氏见了，二话不说，立即烧水给曾祺洗屁股，擦干净了，怕他受凉，又赶紧抱他上床，围着棉被坐着。她自己继续洗衬裤，刷棉裤，不但没有指责一句，还心疼地问个不停。每次张氏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两辆黄包车让他们坐。曾祺的姐姐、妹妹合坐一辆，曾祺则是依偎在张氏怀里坐另一辆。当地有个规矩，姑娘回娘家，要让孩子手里拿着两根点着的安息香。七十多年后，汪曾祺在一篇散文中深情而清晰地回忆道："我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模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这一切，汪家人看在眼里，孩子们记在心里，大家喜爱并尊重张氏。可惜好景不长，张氏结婚之前就有肺病征兆，咳嗽得厉害，结婚拜堂时，是用·种进口的杏仁露强压住的。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事实上当时也没有治肺病的良医妙药，加之结婚后家务增重，没几年，张氏终因肺病不治去世。才得到母爱照料的曾祺及其姐姐、妹妹，连同张氏生的两个孩子，一下子又都成了没娘的孩子。
汪曾祺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其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门外有濠沟吊桥。任氏与汪菊生结婚时，汪曾祺十七岁，已经在外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他，叫他和姐姐到邵伯参加婚礼。婚礼一结束，汪曾祺便又回到学校读书。任氏娘对曾祺很客气，称呼他为"大少爷"。实际上汪曾祺与任氏娘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特别是汪曾祺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后，他与任氏娘长达四十多年没有见面。1981年秋，汪曾祺阔别家乡四十二年后第一次回家，任氏娘已七十五岁，这时她才不称"大少爷"改称"曾祺"。虽然与任氏娘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但汪曾祺对她十分尊敬，因为正是任氏娘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那是漫长而又最艰苦的沧桑岁月......
在祖父、父亲的指导和影响下，学习如何做人、做文......
除了三位母亲给予汪曾祺深沉的母爱，祖父、祖母、父亲等也都给予汪曾祺以别样的关注与爱护，这才使曾祺从小就在一种浓浓的爱的氛围中健康成长。由于祖父、祖母、父亲等都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这种文化修养甚至渗透到日常衣食住行、饮食起居等生活细节之中，这样，不仅养成了汪曾祺日后对人对事总是充满仁爱、同情之心，对汪曾祺的深厚的文化素养也是一种难得的积累与熏陶。
当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功名道断转而经营自己的产业、并使得家道渐丰以后，他在继续保存创业之初的勤俭之风的同时，开始下功夫认真抓好对子孙后代的文化教育。
在高邮城，汪嘉勋的俭省是有名的。虽然他在多年奋斗之后，家业大了，日子好过了，但他依然俭朴地生活。他几乎没有什么特殊嗜好，只爱喝一点好茶，也仅西湖龙井而已；他颇喜爱杯中之物，但每顿只喝一盅酒。家中人都熟悉他那个五彩釉画公鸟的酒盅，就喝那么一盅，也不是什么名贵酒，是街上商店里随时可以零拷到的粮食白酒。下酒菜就更简单了，经常是就着咸鸭蛋饮酒。而且一只咸鸭蛋要吃两顿，上顿吃一半，把蛋壳上掏蛋黄蛋白的小口用一块小纸封起来，下顿再吃，再没有第二样菜了。喝了酒，他老人家兴致变得更好，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声音越来越低，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然而，就是这样自奉甚薄的汪嘉勋，却舍得花大钱购买古董字画。他有一套商代的彝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铭文。难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他还有一个奇怪古董：浑天仪。不是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观象台的那种大家伙，只是一个直径约四寸的铜的滴溜溜的圆球，上面有许多星星，下面有一个把，安在紫檀木座上。此浑天仪是明代御造的，其珍贵处在于一次只造了几个。两件宝物中，汪嘉勋似更加珍视浑天仪，他特地起了一个斋名：浑天仪室。对于字画，汪嘉勋独具慧眼，舍得花钱。至今在高邮传为美谈的，是汪嘉勋曾经花大价钱从夏家一次买了几箱字帖。这夏家是有百年以上家史的大家，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十八鹤来堂"，据说此堂上梁时曾有十八只仙鹤飞来，在高邮显赫一时，人称"十八鹤来堂夏家"。夏家房屋多而大，花园里有合抱的大桂花树，有曲沼流泉，人称"夏家花园"。后来败落了，夏家后人就不断出卖祖上收藏的前人字画，汪嘉勋是这些字画的最大买主之一。有人想不通，连一只成鸭蛋都要分两顿吃的汪嘉勋，何以买古董字画却是一掷千金?用这些钱去开店买田，壮大家业，岂不更好?汪嘉勋对此笑而不答。私下里却对好友说过："世人但以金钱为宝，殊不知这些古董字画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啊!"
汪曾祺开始懂事了，可以抓笔写字了，汪嘉勋亲自指导心爱的小孙子描红。最初的红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十六个欧体字不知描写了多少遍，以致曾祺都嫌烦了。这时，祖父谆谆教导他："腻烦了是不是?这只不过是开始，早着哩：别小看这十六个字，其实难写得很呢。要你反复写这十六个字，是为了让你略窥笔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乱写的。写好了，把基础打好了，够你受用一辈子呢。"描红了很长一个时期以后，汪嘉勋进一步指导曾祺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等。眼见得汪曾祺的字渐有长进，老祖父十分高兴，特地把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字《麻姑仙坛》作为奖品奖给曾祺。这些字帖均是初拓本，弥足珍贵，都是当年从夏家买来的。
除了写字，汪嘉勋还曾指导过曾祺读书、写文章。他得过"拔贡"功名，写得一手好文章，肚里本来就有学问，指导曾祺不算难事。当曾祺读到小学五年级时，汪嘉勋认为时候到了，他老人家要亲自出马了。他在自己的书房里设书桌一张，每天召曾祺来，给他讲《论语》一章，剩下时间还要求写大、小字各一张，另隔日交作文一篇。不是正式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由汪嘉勋自己出。汪曾祺在祖父指导下做过若干篇"义"，至今仍记得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比起祖父对曾祺的读书、写字的直接指导，祖母对曾祺的影响有所不同。她对镒拥挠跋煊形幕系模嗍侨烁裆系摹Ｗ婺傅那诶土钔粼髦丈砟淹荒晁募敬硬幌凶牛鹤鼋矗兆樱鲈阌恪⒎缂Α⑻劳牛粼魅蘸蟪晌奶诚碛惺⒂拿朗臣遥苣阉挡皇茏婺改且皇志畹挠跋旌脱铡Ｓ锌障械氖焙颍乇鹗窍囊鼓闪梗婺赶不陡影乃锒补适拢庑┕适掠幸桓龉餐闹魈猓核萄镎嫔泼溃朴猩票ǎ裼卸癖āＯ妇科鹄矗婺敢彩浅錾谑橹遥母盖资潜鞠赝饽昙渥钣忻氖颂溉烁瘢幌厝硕冀兴鸤"谈四太爷"。汪曾祺在小说《徙》中所写的那个饱学正直的谈甓渔，就是参照一些关于谈人格的传说写的。在另一篇小说《故里杂记·李三》中，汪曾祺甚至在小说附注里直接引用了谈人格的一首《警火》诗。这一切，当然显示出汪曾祺对谈人格及其女儿，即自己祖母的由衷敬意。
家人当中，对汪曾祺最关心、影响也最大的，当然是父亲汪菊生。生活上的悉心照料自不必说了，汪曾祺三岁丧母后，很长一个时期是父亲带着他一道睡觉。初中毕业后到江阴报考南菁中学，汪曾祺随父亲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汪菊生一夜未眠，他像哨兵一样守护着曾祺。见有臭虫了，就用蜡烛油去把臭虫烫死。第二天，曾祺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看到的是一夜没有合眼的疲倦的父亲，和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的点子。
这种舐犊深情，这种浓浓的父爱，自然在曾祺心中留下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印象。给他更深印象和更大影响的是父亲的多才多艺以及他随和、心善、平等待人、热心公益、周济穷人等优良品质，有一些具体事情简直如同烙印一样永远烙在曾祺的灵魂之中。1931年，十一岁的汪曾祺经历了高邮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水灾，夏历七月中旬，本来河底就与城里屋顶一样高的运河堤决口，运河水如怪兽般直扑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了泽国，街道成河，浊流滚滚，水中翻滚着箱箱柜柜，死猪死牛，......就在这人已成鱼鳖的非常日子里，汪曾祺每天都看见父亲趟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给陷于困境中的群众去送"华洋义赈会"发来的面饼。这情景给汪曾祺的印象太深了，以致他后来将这一切稍加改动，写进小说《钓鱼的先生》之中。作品中那位冒着生命危险，到洪水中去救人的王淡人先生，实际上就是写的汪菊生。
在日常生活中，汪菊生既对曾祺充分履行作为父亲的天职，但另一方面，他从不把自己的意志随意强加给孩子。相反，却处处保护乃至尊重孩子活泼、好动、多思、独立的个人生，非但不对孩子疾言厉色，还与孩子一道放风筝，扎彩灯。他关心曾祺的学业，但绝不强求。曾祺自幼国文成绩突出，一直是全班第一，其作文时得老师佳评。每逢这时，汪菊生总是欣喜地把曾祺的作文拿给别人看，愉悦之情溢于言表。曾祺数学不好，成绩平平，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受父亲影响，曾祺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看父亲作画。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父亲打开画室作画，曾祺就快乐地站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父亲对着宣纸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画几道，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汪菊生注意儿子爱上了画画，但他并不忙着去指点。一则他认为自己水准不算高，二则他认为画画靠悟性，与其指导不得法，不如让曾祺自己去翻画谱，任其海阔天空地在画纸上充分发挥艺术想像力。
最使曾祺难忘的，是父亲对他一直以平等态度待之。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居然在一旁瞎出主意。曾祺十八岁学会抽烟喝酒，父亲不以为怪，反引为知己。他喝酒，给儿子也倒上一杯；他抽烟，一次抽出两根，其中给儿子一根。这种父子关系，旁人很不理解，但汪菊生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始终对生活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孩子充分尊重其自由天性，汪菊生这种生活态度，这种教育子女的方法，不仅使曾祺得以健康成长，还明显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多年以后，汪曾祺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的作画有关。
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他的这种脾气影响了我，不仅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自报家门》
幼稚园为他揭开平生美育教育的第一章
1925年，汪曾祺五岁，家中人决定送他去幼稚园。
幼稚园设在县立第五小学里，这简称"五小"的学校，在高邮城北承天寺的旁边，虽然规模不大，只有六个班，但在校歌中却被描绘得气势非凡。这支校歌后来被汪曾祺一字不改地写进了小说《徙》的开头：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
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
无女无男教唷同。
桃红李白，
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乘风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歌中说的"神山爽气"是秦邮八景之一，"神山"即"神居山"，在高邮湖西。1980年5月，考古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两座国内罕见的西汉墓葬，引起海内外的密切关注。"爽气"则是不可捉摸虚无缥缈的东西了。"东来邻寺疏钟"中的"邻寺"即承天寺，这是一座古寺，l354年，农民起义军首领张士诚攻下高邮后的第二年，就是在这座寺里称王的。下面的"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就都是夸大其辞了。实际上的"五小"没有这样高大、这样众多的房子。可是每一个孩子对自己的学校、特别是启蒙的学校总是终身难忘的，汪曾祺也是如此。孩子们并不觉得夸张一些有什么不好，反认为不这样唱，就不足以表达对母校的崇敬爱戴之情。
幼稚园现在叫幼儿园。五小设幼稚园是个创举，开全县风气之先。这个幼稚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教师，教唱歌、跳舞的都是她，但她却是第一个从"幼稚师范"经过正规训练的专业老师，她叫王文英。
汪曾祺第一天到幼稚园，就引起王文英的注意。别的孩子都是父母双双领着来的，汪曾祺只一个人由父亲陪着，最明显的是他小小年纪戴着妈妈的孝，王文英一看就心疼。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师，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给予这个从小就没娘的孩子更多的关心与爱和她深怕别的孩子欺负他，对汪曾祺，她是老师，也是母亲。
幼稚园的小朋友，每天除了吃点心，大部分时间是学唱歌跳舞。汪曾祺在幼稚园里学过好多歌，有一些是表演唱。至今记得清楚的是《小羊儿乖乖》。羊妈妈出去了，狼来了--
狼：小羊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快点儿开开，
我要进来。
小羊：不开不开不能开，
母亲不回来，
谁也不能开。
狼：小兔子乖乖，
把门儿开开，
快点儿开开，
我要进来。
小兔：不开不开不能开，
母亲不回来，
谁也不能开。
狼：小螃蟹乖乖，
把门儿开开，
快点儿开开，
我要进来。
螃蟹：就开就开我就开(开门)。
狼：啊呜!(把小螃蟹吃了)
小羊、小兔：
可怜小螃蟹，
从此不回来。
每当天真无邪的汪曾祺唱到"不开不开不能开，母亲不回来，谁也不能开"这里时，王老师总是情不自禁地凄楚地摸摸他的头，因为他的妈妈再也不能回来了。
王老师教的儿歌另外还有：
拉锯，送锯，
你来，我去。
拉一把，推一把，
哗啦哗啦起风啦。
小小狗，快快走，
小小猫，快快跑。
在小朋友们兴致勃勃地放开嗓子唱歌的时候，王文英在一旁用风琴伴奏，这一切，孩子们，孩子们的家长都很新鲜。正是在富有童趣的歌舞熏陶之下，幼稚园开始了对孩子们的美育教育，为孩子们即将开始的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的漫长的学习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汪曾祺说来，幼稚园的学习生活还进一步启发与引导了他对学文化和观察生活的兴趣。他本来就喜欢画画翻书，如今学习兴趣更浓。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外祖父家去，别人谈笑、打牌，他却一个人拿一本书到外祖父书房里去，一看就是半天，小小年纪就有一点隐逸之气，令亲友们称赞不已。生活中一些不为常人注意的现象，吖也不但注意了，还仔细观察，并努力与从祖父、父亲口中听来的一些知识联系起来。汪家老房子多，那铺地的箩底砖(方角)的边角都磨圆了，而且特别容易返潮。如果天将下雨，砖地上就潮乎乎的；若遇连阴天，地面简直像涂了一层油，很滑。由此，汪曾祺领悟到，这就是"础润而雨"。汪家有一个花园，对于花园中栽培的花、树，叫什么名字，什么特点，他都仔细地请教别人，并一一记住。正是那土山上长的四棵香橼树，使他懂得，香橼就是"橘逾淮南则为枳"的枳。汪曾祺尤对风俗民情感兴趣，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为二妈守灵时的情景。汪曾祺的二伯父死得早，没有子女。立嗣时经过一番讨论。按说应由长房次子即曾祺的堂弟曾炜过继，但二妈不同意，她喜爱曾祺，因为她和曾祺的生母杨氏的感情一直很好。但曾祺是三房长子，长子过继不合古理，后来定了个折衷方案，曾祺曾炜都过继给二妈，一个是"爱继"，一个是"派继"。二妈死后，两人都作为孝子为二妈守灵。对于守灵的诸多礼仪，举凡亲视含殓(围着棺材走一圈)，戴孝披麻，陪张牌李牌吃饭，开吊等都给汪曾祺很深印象。他觉得这些风俗很美，并认为，主要体现于仪式和节日的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1985年他曾撰写长篇文学论文对此予以深刻的阐述：
我以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欣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溶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谈谈风俗画》
当然，才上幼稚园的汪曾祺对"生活的诗情"的注意，还只是一个儿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自觉的行动，但汪曾祺对风俗民情的浓厚兴趣，意识到"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并作为自己日后文学创作中刻意表现的重要主题，不妨说，在儿童时代已初露端倪。随着汪曾祺上小学、中学、大学，随着他的文化、文学修养的不断提高，他的非比常人的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力得以迅速增长，他的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天赋也就越来越突出地显露出来。这样，汪曾祺最终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风俗画作家也就势在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