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 六 章 初踏风雨人生路
第六章 初踏风雨人生路
在昆明郊附一所中学任教两年，使他有
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
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结束了。
大学毕业后的同学们各奔前程。有的想出国，有的想去国内高校当助教，也有的想回家乡办一种什么事业......
同学们问汪曾祺："汪君，你的未来打算呢?"
面临自己人生抉择的重要关头，汪曾祺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是啊，大学生活结束了，该走向社会人生了，我到哪里去呢?"l944年暑期的事。其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从相持阶段进入到反攻阶蕞。羞萼擘利似乎就在眼前、但毕竟战争仍在继续的日子，人民的生活謦然十分艰难。民不聊生，时局不稳，大学生就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可总得找个栖身吃饭的地方呀。在困难时刻，情如于足般的同学来帮忙了。同在联大一起学习过的一位同学主动我汪曾祺：到建设中学当教员怎么样?"
暂时无路可走，汪曾祺答应了。
这所学校的全名叫"中国建设中学"，名声很响，其实只是联大几个同学心血来潮的产物。有那么几个有事业心，，的好事人物，同样在毕业后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想起办个中学，居然也就办起来了。校长、教务主任、体育主任、事务主任、教员，全部是联大的同学。基金是靠暑假中演话剧卖票筹集起来的。不知他们通过什么关系，在昆明北郊的观音寺找到了一处校址。此处原是资源委员会一个废弃的汽油仓库。仓库里有几间比较大的房子，可以当教室，还有几排房子，可以当宿舍，倒也像那么回事。
这所学校是一所私立中学，有六个班。到这里当教员，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请客送礼、托人说情，只要跟当校长的说一声就可以来。也还有一张聘书，上面写明每月敬奉薪金若干。其实，统统不过是一张空文。因为薪金的来源，是靠从学生那里收来的学杂费。物价飞涨，那几个学杂费早就被那位当校长的同学捣腾得饬恕４蠖嗍奔洌淘泵侵缓描崭勾咏獭Ｐ３ぬ焯煸谕獗吲埽ü髦止叵瞪璺ㄅ步琛Ｆ鹣然乩椿狗"空头支票"，说是有了办法，哪里哪里能弄到多少多少，什么时候能发一点钱。但说了多少次，很少有兑现的。大家不免发牢骚，出怨言。然而生气的是校长说谎，至于发不发薪水本身倒反不大在意。因为大家已经穷到了极点，再穷下去也不过如此。就算发薪水，也无济于事，其微薄的薪水顶多约几个人到城里吃一顿饭而已。
生活无疑是清贫而艰苦的。学校发不出薪水，校长能做到的事也仅是给大家零零碎碎的一餐两餐米，有时弄不到，只好断炊。菜呢，对不起，校长实在想不出办法，以至于教员们不得不在学校荒草之间找野菜吃，什么灰灰菜、野苋菜，都吃过。后来竟然发展到捉甲虫吃!那是一种形状略似金龟子的昆虫，当地人叫它"蚕豆虫"或是"豆壳虫"。教员们在工友老鲁的带领下，到学校后面的小山柏林中捉了来，掐了头，撕去甲翅，热锅里下一点油，煸炒一下，三颠出锅，上盘之后，洒上重重的花椒盐。这就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学校在一条不宽的公路边上，附近没有店铺，没有人家。西北围墙外是一个孤儿院。二三十个很瘦的孩子，由一个管理员管着。管理员不常出来，不知他是什么模样，但大家熟悉他的声音。他每天早上、下午都要教孩子们唱京戏，老是教唱《武家坡》中的一段。他唱一句，孩子们跟着唱一句：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
听了一年的《武家坡》，听得汪曾祺真想泪洒胸怀。
孤儿院往西，是一个很奇怪的单位，叫做"灭虱站"，是美国救济总署办的，也算一个国际性机构，专为国民党的士兵灭虱子。
这样的学校，这样的环境，对本来就生性疏野闲适的汪曾祺来说，倒也不觉得什么。教课之余，吃了午饭、晚饭，他与同事们外出散步，到种着胡萝卜的农田里去走走，看那颜色浓绿而琐细的胡萝卜叶子，把地皮盖得严严实实，居然觉得是堆金积玉，也很美。有时，他与同事们还用自制的鱼竿在学校后面的池塘里钓鱼。这里的鱼未经人钓过，很爱咬钩。坐在人迹罕至的池边，仰看蓝天白云，俯视钓丝沉浮，一时竟不知置身于何世何处。
在观音寺教中学的这段日子，从l944年秋到1945年暑假，正好是一年时间。9月初，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昆明到处放炮仗，以致后来昆明人就把抗战胜利叫做"炮仗响了"，成了昆明人计算时间的标志。那几天，汪曾祺也和同事们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大后方的人纷纷忙着"复员"。许多同学忙着联系汽车，计划着"青春作伴好还乡"。也有一些同学因了种种原因一时回不去，不免有点凄凄惶惶。此时，汪曾祺尚未明确生活去向。没有急午离开昆明。
学校要从观音寺迁往白马庙。校方询问汪曾祺是否愿意继续任教。他稍作思考就表示同意留下来。他甚至觉得，昆明的天气这么好，有什么理由要急于离开呢?
如同观音寺没有寺一样，白马庙也没有什么庙。这是由篆塘到大观楼之间的一个镇子，依然是农村。汪曾祺上课之余，除了在屋里看书，还常常伏在窗台上看农民种地，看插秧，看两个人用一个戽斗戽水。他看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用一把长柄的锄头挖地，这个孩子挖几锄头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无字，只有一句，不知何意，但是很好听。长日悠悠，一片宁静。汪曾祺那时正在读《庄子》，成天沉浸在清风明月浮云野鹤的意境之中，以至于几乎忘记了物质生活的艰苦。虽然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甚至陷入挨饿的境地，但汪曾祺记住沈从文先生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对生活的执著与热情。于是，他不仅抖擞精神教学，还与同事、学生一起演戏，演曹禺的《雷雨》。有过这样一件趣事：演周萍的叫王惠，这位老兄一上台就昏头。有一次演出，王惠站错了位置，导演看了着急，在布景后面叫他："王惠，你过来!"王惠以为别人在为他提台词，就在台上大声嚷嚷："鲁贵，你过来!"扮演鲁贵的汪曾祺没话找话说："大少爷，您明儿到矿上去，给您预备点什么早餐?煮几只鸡蛋吧?"一边说，一边给他使眼色。谢天谢地，王惠总算明白过来了，接言道："好，随便，煮鸡蛋，去吧。"
汪曾祺在中国建设中学的这两年，之所以能安于清贫，甚至对这段生活充满信心和情趣，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这里结识了旋松卿，并与她确立了恋爱关系。
施松卿是福建人。比汪曾祺大两岁。她就读于西南联大英文系，成绩优异，毕业后也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到建设中学任教的。她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在联大读书时，她就听说过汪曾祺是沈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不断地在报刊上读到汪的作品，对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虽是英文系学生，但文学功底也很不一般。她喜欢汪曾祺凭那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没有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的寸骨。施松卿觉得，这种水磨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此后，两人相见恨晚。散步时，他和她结伴而行。当汪曾祺在欣赏一大片胡萝卜地所呈现的堆金积玉的美景时，施松卿则兴致勃勃地向农民买来一大把胡萝卜，洗了洗，放在嘴里吱嘎吱嘎地嚼。昆明的胡萝卜很有特色：浅黄如金，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联大学生爱买了当水果吃，因为便宜。女学生尤其爱吃，据说这种胡萝卜含有少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不得而知。年轻的汪曾祺觉得，旋松卿吃了胡萝卜，越发变得秀美可人。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落魄》、《老鲁》诸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复仇》，早在1940年初就写出了初稿，但他不满意，又一直没有时间修改。现在，有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把《复仇》精心地改了又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有些作品，如《老鲁》，直接取材于他在建设中学教学生活中遇到的真人真事。他按照他所信奉的"写生活"的创作原则，把建设中学一位姓鲁的校警写得栩栩如生。
汪曾祺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这两年，是他离开学校门走向社会大课堂的人生第一站。在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写出心真意切的回忆散文，这就是《观音寺》和《白马庙》。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求职无门。濒临绝望之
际，李健吾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1946年初秋，汪曾祺辞去在中国建设中学的教师职务，告别白马庙，告别昆明，单身一人来到上海闯天下。
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汪曾祺更进一步体会到生活之艰难。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喜悦，早在人们脸上消失了。蒋介石政权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向共产党、向解放区挑起事端，一场全面内战即将爆发。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因失业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汪曾祺想通过熟人朋友在上海找一个能栖身的职业，人们对他表示爱莫能助。一连碰了好几个钉子以后，汪曾祺有点后悔不该离开昆明。在情绪最坏时，他甚至想到自杀。他把他在上海的遭遇写信告诉他最信赖的老师沈从文。不想沈从文先生回信把他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接到沈先生的信，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先生在信中略略说了一些他当年初到北京时的情形。那时，沈先生才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进北京城，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还不会用，就想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天下。这些情况汪曾祺听说过，也都知道。他记得那时的沈先生经常为找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沈先生就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要说困难，这才叫困难。但沈先生从未向厄运低过头。只读过小学的沈先生，最终真地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他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成了国内知名的大作家。
沈先生的信，教育了汪曾祺，也提醒了汪曾祺，要学习沈先生利用好手中的一支笔!沈先生虽然骂了汪曾祺，但还是一心牵挂着自己的学生，为苦难中的汪曾祺着急、担忧、想办法。他一方面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汪曾祺，司时亲自写信给李健吾先生，请他对汪曾祺多多关照。
李健吾先生早就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熟悉了汪曾祺，他也很欣赏汪的才气。不久前，他刚刚把沈从文推荐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发表在他与郑振铎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了。见汪曾祺很年轻，李先生十分高兴，自当热情地鼓励再三。见沈从文托他帮汪曾祺在上海谋职，李先生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汪曾祺心头一冷，以为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想到李先生沉吟片刻后，问他："眼下倒是有个去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接连几次求职无门，饱尝失业之苦的汪曾祺一听有了希望，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呢?便请李先生快说。李先生以略带歉意的口气说：要说这个去处，实在不算理想，只是如今偌大的一个上海，到处都是失业者，只好请你将就一些，暂解燃眉之急了。"他告诉汪曾祺，他有一个学生叫高宗浚，大夏大学毕业后，创办了一所私立致远中学，规模不大，只有三个初中班。但因为学校地点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就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就是静安寺路、南京路。因此，学生不少，且多是附近经商人家子女，学校收入也就相对稳定。到那里做教师，薪水虽不算丰厚，弄碗饭吃吃还是不成问题的。
汪曾祺十分高兴。他告诉李先生，来上海之前，西南联大毕业后，他已经在昆明教了两年中学。李先生说："好，看样子你去致远中学当教师能驾轻就熟。"
汪曾祺带了李健吾的推荐信去致远中学找校长高宗浚。高校长很爽快，一口答应了让汪曾祺来校任教。
高宗浚是李健吾的学生。在大学读书时，他就在学校的剧团演过话剧，毕业后还不时去职业缤趴痛Ｋ挂恢焙蜕虾Ｓ熬缃绲男矶嗤访嫒宋锉３肿帕怠Ｒ运幕疃芰Γヒ谢蚴呛９啬狈莶钍拢貌凰阄选５囱≡窳私逃乱担肜创蟾攀前煅＝罡啵罡杂桑恍枰习嘞掳啵皇鼙鹑斯芟健Ｕ鲋略吨醒У拇笕ㄓ筛咦诳Ｒ蝗硕览浚龌峒贫济挥小Ｃ扛鲅诘难г臃讶抗樗恚嚎淘钡男剿Ц兜绶阉眩褐锰ǖ谱酪巍⒂湍秸拧⒎郾拾宀痢Ⅲ灾泗せ⑼习涯ú迹酥猓宦涠嗌伲膊恢馈５咝３ざ越淘辈⒉豢瘫。撕躙"漂亮"，讲究朋友义气。在他身上，还留存着大学生侠义热肠和演员的洒脱风度。每年冬至，他必定要把全体教职员请到学校后楼他的家里吃一顿冬至夜饭，以尽东道之谊。平时，也常请几个人出去走走，来一顿小吃。到了星期天，他还忘不了把几个他乡作客或有家不归的单身教员拉到外面去玩玩，逛兆丰公园、法国公园，或是到老城隍庙去走走九曲桥，坐坐茶馆店，吃两块油氽鱿鱼，喝一碗鸭血汤。凡有什么活动，多半由他花钱请客。平时，也能按时给教职员发薪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高校长能做到这一切，全校上下二十来人，也就基本满意了。
高校长的精明和不俗，在对汪曾祺的使用上也能看得出来。他了解到汪曾祺是大名鼎鼎的沈从文的高足，知道他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又在昆明教过两年中学，绝不像有些经人介绍来的教员腹中空空。高校长把全校三个初中班的语文课全让汪曾祺一个人教，还十分诚恳地对他说："以汪先生的才气，到我们这个弄堂中学来教书实在是委屈了一些。不过这样也好，让汪先生有个磨练机会，也正好为敝校争光。"他将汪曾祺单独安排在"教学楼"对面的一间铁皮顶棚里住。这正符合汪曾祺的心思。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地，汪曾祺也就不计较教学担子比别人重得多这些问题了。
从1946年初秋来上海，到l948年初春离开上海，汪曾祺主要在致远中学教书。这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对稳定。课余或看电影，或到某位老作家家里去坐坐，或与文艺界中的友人逛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横溢的废话。饿了，就在马路边的小店里吃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更多的时候，他一头钻在自己的小宿舍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看书。
星期天，除非有约会，汪曾祺大都随帮唱影，与同事们一道去逛兆丰公园、法国公园，逛城隍庙，或听票友唱戏，看别人下棋。不想听也不想看时，就一个人在宿舍里翻《辞海》之类的书，他最爱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觉得这是一本文笔极好又很有趣的书。正是这本书，使他在喧嚣繁杂的上海度过了许多闲逸安静的辰光。由于他的宿舍平时谁也不来，汪曾祺落得个清静，并因此而喜爱这问小棚子。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常使汪曾祺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雨声又清楚弛提醒他，此时身在上海。雨已经停了，他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
《邂逅集》：汪曾祺小说创作探索阶段的可贵结晶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作品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集，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八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
这些作品，大多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开设的《各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课上的习作，也有些是汪曾祺在昆明、上海从事教学工作之余创作的。为什么取这样一个书名?汪曾祺解释说："是因为我的小说的题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因此，我把第一个集子定名为邂逅。"这是实情，也反映了汪曾祺的创作观。他之热爱文学开始于中学时代，但他真正开始有意小说创作，却是在进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之后。虽然从那以后，他逐渐把写作作为生命的一部分，但他并不在生活中刻意追求为创作而创作，只有当作为小说的题材与他在生活中不期而遇并激起他的创作激情时，他才坐下来，将他对生活的观察、感受、思考，写入小说之中。
作为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清楚地反映出这位小说家在他的创作初期艰苦探索的足迹。从创作思想上说，既是开放的、活跃的，同时也是庞杂的、散乱的。中国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汪曾祺继承并体现在他的《老鲁》、《落魄》等作品之中；而《复仇》等作品，则又明显受到老庄"与世无争"思想和托尔斯泰"勿以恶抗恶"思想的影响。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他的很多时间却用于阅读翻译小说，先是纪德，后来是萨特。俄国作家契诃夫和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对他的影响很大。在汪曾祺的早期创作中，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存在主义对他的影响尤为明显。当他面对国统区混沌的现实而深感苦闷并试图用文学创作来表现他这种苦闷时，他之接受西方现代思潮和西方现代文学影响就不仅自然而且几乎成为必然了。
早在1940年初，汪曾祺就写出了《复仇》的初稿，l945年底重写，l946年1月又一次重写，同年4月发表在《文艺复兴》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一篇作品，用了六年的时间，作了三次大的修改，这既说明汪曾祺创作态度的严谨，也体现出他在创作道路上的不懈探索。这盅辖鳎庵痔剿鳎执恿硪桓鼋嵌确从沉四昵岬耐粼骺桃庠谖难Т醋鞯缆飞隙辣脔杈叮桓仕嫒酥蟮牟坌摹Ｔ谥泄执难飞希簧倜叶診"复仇"这一题材有着某种共同的爱好。鲁迅写过《铸剑》，冯至写过《伍子胥》。虽然有名家名作在先，汪曾祺仍然敢写，而且干脆以《复仇》为题。可贵的是，他努力写出了别具一格的属于他自己的《复仇》。这篇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结局，当复仇者历尽艰难终于找到杀父仇人时，不是像《铸剑》那样复仇者与暴君同归于尽，而是放弃复仇，与仇人一起并肩开凿山石。正是在这里，人们发现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对汪曾祺的明显影响。复仇者之最终放弃复仇，既因为他发现仇人也只是他人复仇的工具，如果自己继续安于充当一个为他人而存在的复仇角色，即使杀了仇人，但作为复仇者已丧失了自我，没有存在的价值。而放弃复仇，正说明他希望恢复作为一个生命存在的自由。汪曾祺在《复仇》的结尾作这样的处理，当然是深受萨特思想的影响，但他能看到复仇者这一历来为人们所尊敬的身份的自欺性，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发现和独特的创造。
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的同时，汪曾祺在艺术上也兴致勃勃地吸收当时各种创作流派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他时而运用象征手法，时而尝试现代派、意识流，还企图用活泼、自由跳荡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手法，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小说型体。正因为如此，人们读《邂逅集》中的作品，会感到风格不一，不中不洋。其实，这正是汪曾祺踏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后，在创作开始阶段时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真实反映。这也是一个有作为的作家在起步阶段的必经过程，特别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上，应当在起步阶段就要不辞辛劳地边实践、边采集，努力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重要的是，要有主见。牢记文章切忌随人后，随人作计终后人!就像孙悟空到龙宫借宝，试大砍刀，试九股叉，试画杆方天戟，最后才选中如意金箍棒。不试不选择不行，一味试下去也不行。汪曾祺在经过多方试验之后，最终选定了适合我们民族欣赏习惯，也适合他自己发挥才能的现实主义，摸索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独特路子，明确认为："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与香港作家施叔青的对话)。这些特色已经在《邂逅集》中的《老鲁》、《鸡鸭名家》、《戴车匠》以及同一时期写的《异秉》诸篇中初见端倪。《老鲁》是汪曾祺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昆明郊区当中学教师时不期而遇的题材。老鲁其人，是学校的校警，汪曾祺在与他朝夕相处中得到人生的感悟，生活的启迪，从老鲁这个普通劳动者身上发现其勤劳、仗义、忠厚等传统美德的闪光。而在《鸡鸭名家》、《戴车匠》及《异秉》等篇中，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汪曾祺喜欢用一种清淡平和的格调，在一种娓娓动听的叙述中，表面不动声色、实质充满深情地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故事，从平凡中折射出人生哲理。今天，人们普遍盛赞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那组脍炙人口的小说，并称之为汪曾祺的"故乡系列"，实际上，这个故乡系列在汪曾祺小说创作之初就开始了。不过那时的汪曾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从创作手法、创作思想来说，他也正处在多方面的探索之中。这样，人们在读《邂逅集》时，就容易被《复仇》、《落魄》这类明显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作品分散注意力，不十分在意事实上后来形成汪曾祺主要创作部分，也就是他主要创作成就的写生活流的作品。不妨说，汪味小说特点的形成，与他创作初期阶段的多方探索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汪曾祺作品的从容平淡的文风，如果不经过他自己创作初期的左冲右突、上下求索，那也可能是一句空话。多年以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意思，我在几篇序文中都说到，是真话。
--《七十书怀》
这的确是肺腑之言。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平。
汪曾祺到北平的原因，当然含有闯荡一番的雄心在内，像当年沈从文先生那样靠一支笔去打天下，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施松卿。1946年暑假，差不多就在汪曾祺离开建设中学去上海的同时，施松卿因肺病去香港亲戚家边治疗边休养。现在施松卿的病好了，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协助系主任冯至搞教学工作。她当然希望汪曾祺也到北平来。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汪曾祺一到北平，就感到了这种山雨欲来的气氛，人们私下里谈论的是战争的形势，是国家的前途。时局不稳，必然造成人民生活艰难，就业不易。汪曾祺不得不再一次体验失业的痛苦滋味，不仅求职无门，连在北平发表文章也不那么容易，以致他仰天长叹："北方不接纳我!"
待业期间，汪曾祺寄住在北平沙滩北京大学宿舍里。这期间，施松卿为他到处找人，老师沈从文为他想办法。亲人的慰抚为他减少失业带来的痛苦，沈先生的教导则不断坚定他生活的信心。沈先生翻来覆去仍然要求汪曾祺不能失去对生活的"执著和热情"。沈先生敏锐地发现自己的学生因为生活的贫困，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并且找不到出路，再加上多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品，就容易在作品中和平时的言行中流露出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每逢这时，沈先生就用他那很重的湘西口音对自己钟爱的学生说："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经历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失业生活，最后还是老师沈从文帮助汪曾祺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馆员的差事。
当时的历史博物馆设在故宫的午门，既窄小又破旧。汪曾祺报到之后，才发现"历史博物馆"名目很大，但是没有多少藏品。他向老馆员、老工友虚心请教藏品的名称和来历。了解到，东边的马道里有两尊"将军炮"，是很大的铜炮，炮管有两丈多长。一尊叫做"威武将军炮"，另一尊叫做什么炮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了。工友告诉他，张勋复辟时曾起用过这两尊将军炮，还曾听到过军令："传威武将军炮!...传××将军炮!"汪曾祺问："传谁的令?张勋?还是张勋的对立面?"老工友摇摇头，说不清。马道拐角处有一架李大钊烈士就义的绞刑机。老工友告诉他："这架绞刑机是特地从德国进口的，只用过一次。由这架绞刑机，汪曾祺想到革命先行者为真理不怕牺牲的精神，内心充满敬意；由这架仅仅用过一次的绞刑机，汪曾祺又想到，不管反动统治者多么凶残，也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
可是，为什么要把绞刑机陈列在这里呢?老馆员、老工友依然说不清。在历史博物馆，有价值的珍贵文物太少，而像将军炮、绞刑机这类说不清原因的藏品却比比皆是。有些藏品简直是莫名其妙，例如：城楼(人们习惯叫做"正殿")里保留了皇上的宝座，西边铁架子上挂着十多件袁世凯祭孔时用过的礼服，四个方亭子陈列着不知道来历的墓志，烧瘫在"匣"里的钧窑磁碗，清代的黄册(为征派赋役编造的户口册)，殿试的卷子，大臣的奏折......
整天和这样一些价值不大、不成系统的文物打交道，真正是"抱残守缺"，日子过得寂寞而清闲。但对于作家汪曾祺来说，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还是为他增添了不少历史知识，结识了在外界不可能结识的人物，从而丰富了他的生活积累，增加了他的生活阅历。
当他最初听说沈先生为他在午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差事"，感激之余，迅即就想到这"午门"肯定就是旧戏、旧小说里每每提到的"推出午门斩首"的午门。上班以后，经过实地考察，才知道根本不是这回事。午门坐落于北京城的正中，"午"者，中也。这里的建筑很有特色。一是建在和天安门城墙一般高的城台之上，地基比故宫任何一座宫殿都高。二是它由五座建筑联成：居中的是一座正殿，两边各有两座方亭式偏殿，俗称"五凤楼"。旧戏里常用五凤楼作为朝廷的名称。午门在紫禁城里，三大殿的外面，这个地方哪能杀人呢?从元朝以来，杀人多在柴市口(今菜市口)、交道口(原名"交头口")或西四牌楼。说"推出午门斩首"，那是编戏编书的人想象出来的。午门的实际用处是：逢到重大节日在此举行庆典，皇帝接见外国使节和接受献俘，大臣在此受廷杖。"廷杖"，不是在太和殿上打屁股，那倒真是"推出午门"去执行的。
午门历史博物馆的人事简单：馆长以下有两位大学毕业生，一位是学考古的，一位是学博物馆专业的；一位马先生管仓库，一位张先生是会计，一个小赵管采购，以下是职员，有八九个工人。这些人当中，引起汪曾祺注意的是老董。老董是汪曾祺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又一个具有独特生活经历和鲜明个性的人物，他经历过前清、民国、袁世凯、段祺瑞、北伐、日本、国民党、共产党。汪曾祺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年近七十。为了写《国子监》一文，汪曾祺到国子监逛了一趟，不得要领；到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所得寥寥。后来，汪曾祺找老董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老董家世代都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貅、陆润庠、王坊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对这些往事，他都记得很清楚。这老董，经过的时代太多，经历丰富，感情也很复杂。汪曾祺觉得，从老董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普通人身上，可以读历史，读社会，读人生。老董如果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将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回忆录(老董记性极好，哪年哪月，白面多少钱一袋，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这可能是一份珍贵史料--尽管是野史。可惜他没有写，也没有人让他口述记录下来。
汪曾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前后工作近一年时间，他的任务是白天检查检查仓库，更换更换说明卡片，翻翻资料。这些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他住在午门的下面，除了两个工友，职员中住在这里的只兴桓鋈恕Ｋ〉姆考湓谟乙疵乓槐撸菟凳墙跻挛�(即执行"廷杖"的特务)值宿的地方。入夜，在天安门、端门、左掖门、右掖门都上锁之后，汪曾祺常常一个人站在午门下面空旷的石坪上，头上满天繁星，侧耳万籁俱寂，此种况味，实非常人所能领略。l948年底，他曾写信给黄永玉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其实，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在加速民主革命化的进程。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挥下，于1948年12月5日发起平津战役；12月24日，攻克张家口；l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这就是说，当注曾祺慨叹"全世界都是凉的"时候，离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不过十个多月时间。干百年来多灾多难的中国上空已经出现胜利的曙光，一个热气腾腾、充满希望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