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 七 章 积极的适应与广泛的追求
第七章积极的适应与广泛的追求
为积累生活，写出格调刚劲的作品，北平一
解放，汪曾祺就投笔从戎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1949年具有不同以往任何一个年头的历史性意义。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就在1949年，就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中被彻底地推翻了。毛泽东在1948年l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里开头就以乐观、自豪而坚定的口吻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在这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著名历史文献中，毛泽东回顾了三年解放战争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犀利地剖析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人民将要取得全面胜利时正在采取和可能玩弄的种种阴谋破坏手段，提醒并号召全国人民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敌人，而应该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务必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中，毛泽东概括地描述了令人振奋的1949年的三大任务，这就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要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l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就在这春雷般响彻中国大地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声中，由毛泽东亲自哼旨挥的决定解放战争全局性胜利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正稳健而迅速地向预定的胜利目标挺进。这场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之后进行的震撼中外的伟大战役，从l948年11月29日开始实施。第一步以解放张家口为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等战略手段，迅速歼灭张家口外围之守敌，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于12月24日解放了张家口。此后，1949年1月14日，包围天津的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经过二十九小时激战，全歼天津守敌达十三万余人，俘虏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解放了天津。至此，北平二十余万守敌，在人民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北平解放只是早晚的事情了。
中国将要发生巨变。中国就要发生巨变。全世界人民感觉到了，中国人民更加感觉到了，北平人民则是鲜明而具体地感觉到了。
在那不平凡的日子里，历史博物馆里表面看起来平静如常，但人们已在私下里猜测解放军什么时候进城。年轻的汪曾祺则更是内心激起不息波澜，再也不能平心静气地查查仓库、写写说明卡片了。他和广大北平市民一样，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盼望着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早日到来。他到沈从文老师家中去，听沈先生谈他对时局的见解和对自己前途命运的理智分析。汪曾祺了解到沈先生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则无可怀疑。"但汪曾祺同时还感觉到沈先生对新中国有些茫然、甚至惶然的神态，敏锐地发现沈先生最大的忧虑在于作为一个在旧中国就享有盛誉的名作家，担心难以适应新时代，"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必然结果"(1948年12月7日沈从文致吉六君信)。当沈从文先生冷静地预见到自己将会搁笔时，汪曾祺不能不想到自己。但汪曾祺毕竟年纪轻，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以及创作影响均与沈先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没有想到搁笔，却也对自己不长的创作经历作了认真的回顾。这一回顾，使他朦朦胧胧地觉得，在未来的新时代，手中的笔不能放下，但也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写。究竟该怎么写呢?汪曾祺一时也想不清楚。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天中午l2时，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从西直门源源不断地开进城内。古老的北平城沸腾了，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五彩缤纷的欢迎队伍，差不多同解放军肩并肩地一起走过新街口、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大街两侧站着成千上万的市民，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人用粉笔在自己身上写着"解放了"，兴奋地跳跃着......
在欢庆解放的日子里，汪曾祺与施松卿的爱情成熟了。他和她商定，就在今春，选一个日子结婚。不宴请宾客，甚至也不预先向亲友通报。两个开朗、豁达的年轻人，在结婚问题上。 有着一致的看法：这是人生的重大节日，但它主要属于真诚相爱的两个人，不必搞世俗的那一套繁文缛节；也不要计较物质的铺张，却完全应当舒心地尽情地享受一下自由号陕乐，松懈一下长期被生活重担迫压住的心。
那一天，风和日丽。汪曾祺与施松卿早早地出了门，游览了天安门、故宫，中午，就在北海公园一家小饭店里简简单单地各吃一碗面条，就又接着逛公园，逛王府井。晚上，他沈从文先生家，高高兴兴地向沈先生和师母张兆和报告："我们结婚了......" 结婚以后，汪曾祺并没有沉浸在新婚蜜月之中，却在认真考虑今后的生活道路怎么走。他把自己想了很久的打算告诉了施松卿：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也应展开新的生活。自己酷爱写作，今后还想写，但过去熟悉的生活和注重的写作题材，以及自己采用的写作方法，未必能适应新的时代。此时，汪曾祺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今后恐怕得多写一些刚劲的作品。可是，仅凭自己过去了解的那点生活肯定难以胜任。为此，必须扩大生活范围，开阔自己的视野，努力熟悉自己过去不关心、不注重的人和事。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认为，关系到个人生活转折的机会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向长江以南进军，争取全国范围内的更大胜利。党中央号召，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支战斗队，而且还应当是一支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用绥远方式解决问题时更应是这样。今后，随着战斗队作用的减少，人民解放军作为工作队的作用就会增加起来。因此，准备随军南下的几万名干部就很不够用了。为适应新形势，需要把原先的两百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并且尽可能地多吸收一些有作为的青年人参加工作队。
汪曾祺郑重地征求施松卿的意见：他要报名参军，参加解放军工作团，随军南下。这样，就一定能积累新生活，也一定能写出新的、格调刚劲的作品。
施松卿理解汪曾祺的心情，她期望、也相信汪曾祺在新时代会有所作为。听汪曾祺说了自己的打算后，她亲切而深情地说："你去参军吧，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更等待着读你的描写新时代的好作品。"
1949年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获批准，并迅速随军南下。紧张而又严格的部队生活，使汪曾祺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随军深入新解放区，在他面前展开的新生活，时时给汪曾祺以教育与鼓舞。他多么想就这样地一直随军南下，南下，一直打到广州去。不想5月份到了武汉，就被留下参与接管文教单位。他原以为这是临时任务，可不久又被派到斫口二女中，担任副教导主任。到学校上班以后，汪曾祺发现，这决不是面临时的突击任务。解放之初，百废待举，人民群众渴望尽快地恢复正常生活，教育工作自然属于政府首抓的重点工作之一。要组织教师队伍，要迅速建立新的教学秩序，要解除一些人的思想疑虑，动员他们的子女入学，还要尽快地编写出新的体现革命思想的教材。汪曾祺一开始也曾以满腔热情投入教学工作，但时间长了，终不免有些苦恼。他也知道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可是他全心全意追求的毕竟是文学创作事业啊。一年后，北京传来市文联成立的消息，还不断有人来信希望汪曾祺回京到市文联工作。汪曾祺心动了，他找到党组织，坦诚地叙述了自己的想法，终于得到党组织的理解和支持，于1950年夏从武汉回到北京。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预言：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回京后，汪曾祺被分在市文联工作。
那时，市文联编着两个刊物：《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汪曾祺先被分到《北京文艺》，后又被调到《说说唱唱》做编辑工作。这一干，就是近四年时间。
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汪曾祺的心情是愉快的。解放之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诚而友善，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团结一心把新中国建设好成了大家共同的心愿。尤其令汪曾祺感到幸运的是，当时北京市文联主席是老舍先生。能在这样一位人民艺术家的领导下工作，学习他的道德文章，实在是干载难逢，三生有幸。
最先留给汪曾祺深刻印象的是，老舍先生平易近人，亲切随和。他身为领导，又是声名显赫、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但从不傲视别人，包括对汪曾祺这样的初涉文坛的年轻人。老舍先生每年总要把市文联的同仁约请到家里聚两次，这几乎成了一个规矩。一次是开菊花的时候，一次是他的生日--腊月二十三。开始，汪曾祺一伙年轻人还有点拘束，但是一进老舍先生的家门，一了解老舍先生以诚待客之道，最初的紧张、拘束之感马上烟消雾散。老舍先生招待客人不仅酒菜丰盛，而且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加，中洋兼备，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愿意喝多少就喝多少。有一次，老舍先生很是隆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这使大家感到格外新鲜而兴奋。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搭配的，他注重地道的北京风味。至今仍有两道菜留在汪曾祺的记忆中：一道是芝麻酱炖黄花鱼；另一道是芥末墩。前一道菜是汤菜，汪曾祺从未吃过，以后也没有再吃过。老舍先生做这道菜事前肯定有过精密的构思。所选黄花鱼极新鲜，都是一般大小，长约八寸。用一个特制的器皿--瓷篮子装着，是一种周壁直上直下的家伙。这样，所有的鱼一条一条顺顺溜溜地躺着，绝不至于拗弯或者折断，先于视觉上造成美感，再由视觉美进而引起人的食欲。至手芥末墩，则是由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絮青亲手制作，手艺独到。这道菜，汪曾祺虽然在别处也曾吃过，但他认定在老舍先生家吃到的是最好的芥末墩。
汪曾祺觉得，与老舍先生一道共餐，与其说是一种美食快乐，更毋宁说是一种精神享受。编杂志有一点编辑费，同事们常常喜欢隔一个时期就用这点编辑费到饭馆里去小聚一番，时间长了，竞几乎把北京城里有名的饭馆吃了个遍。老舍先生只要有空，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这种小聚。因为受经济限制，他们预订包席的情况极少，大都是临时点菜。只要老舍先生在场，"主点"的就一定是他，执笔写菜单的则是一个名叫王亚平的老编辑。有一次，菜点齐了，老舍先生又斟酌了一番，认为有一道菜不好，不要，去掉。于是，王亚平掏出笔来，在这道菜的菜名四周画了一个方框，又加了一个螺旋性的小尾巴，一一他把校对符号用到菜单上来了。害得服务员看了半天也看不明白，只好又向王亚平请教，这才知道是什么意思。老舍先生和大家见了忍俊不禁，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
汪曾祺爱听老舍先生神聊，那不是一般人的侃大山，对汪曾祺说来，是一种知识的积聚、艺术的熏陶。老舍先生极其看重齐白石，平时言谈中提到齐白石总是充满感情。汪曾祺今天所知道的关于自石老人的许多逸事，大都是那时候从老舍先生那里看来的、听来的。在观赏老舍先生甚为丰富的藏品时，汪曾祺注意到，他家壁上的画是经常更换的，但挂得时间较久的，则是白石老人应老舍先生点题而作的四幅条屏。其中一幅条屏，就是很多人在文章中一再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智慧的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山崖，画的下端用淡墨涂出几只摇头摆尾的小蝌蚪。那一天条屏刚刚裱好，汪曾祺正好到老舍先生家里去，亲眼见到老舍先生对白石老，火这一幅画别出心裁的设想赞叹不止。老舍先生还告诉汪曾祺，这四幅条屏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按诗的要求，应画卷心的芭蕉。白石老人踌躇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卷心的芭蕉是左旋还是右旋，不能胡画。谈起这一切，老舍先生感慨地说："老人作画很认真。"汪曾祺还从老舍先生的口中了解到，白石老人是驰名世界的大师级画家，但他直到晚年，那么大岁数了，还亲自过问量米煮饭这类琐事，家里每次做饭，都由他用一个空香烟罐头亲自量米。有人曾提出过，把老人接出来单住，让他一心一意作画，不让他再为家庭琐事操心。老舍先生知道了，马上制止，说："别!他这么眷陨了，不让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听老舍先生充满感情地讲述白石老人的逸事，汪曾祺在对白石老人加深理解的同时，更对老舍先生充满敬意。他觉得，老舍先生的意见表达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他对白石老人的真正关怀。
与老舍先生相处久了，汪曾祺便从内心真切地感到，领导自己的是一位大作家，他和大家的关系是前辈和后辈的关系，而 不是通常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老舍先生模范言行的影响下，北京市文联洋溢着平等相处、开诚布公的良好气氛，大家逐渐养成爱读书、好学习的习惯，以至于大家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都多了几分书生气、书卷气，少了浮躁气、市侩气。老舍先生这种作家领导的风格还表现在他对市文联干部的关心与爱护上。当时市文联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干部都了解得相当清楚，但他不是看干部档案，也不是找人"个别谈话"，而是敏锐地从这个人平时的谈吐中了解他的水平和才气。他重才，对有才华的青年人，培爱之情溢于言表，常常在各种场合公开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言语在有些人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过甚其词，不留余地。但事实证明；老舍先生看人看得是很准确的。汪曾祺在市文联工作期间，主要是从事为人作嫁的编辑工作，只是在工作之余偶尔写一些散文、随笔发表，数量极少。老舍先生就是从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看出了汪曾祺的才气，他作出预言："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范进中举》--在戏剧创作中将传统与革
新结合起来的初步尝试
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四年间，主要职责是当编辑，无论是编《北京文艺》还是编《说说唱唱》，他都是尽心尽力。他的文学功底本来就很深厚，又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作实践，当一名编辑自是绰绰有余。看着由自己精心编发的稿件，印在刊物上，散发着油墨芳香，汪曾祺感到一种收获的快乐。但他是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在编发别人作品的时候，心中又常常不自禁地涌起自己也能动手写作的欲望。当年千里迢迢赶到昆明考西南联大中文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沈从文小说的影响。在西南联大，特别是在沈先生的《各体文写作》和《创作实习》课上，汪曾祺的创作才能已经逐渐显露。如果不是那个动荡的年代和漂泊不定的生活，他完全可以在1949年春在上海出版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后取得更大的成就。解放了，汪曾祺抱着积累生活素材、写出刚劲之作的目的报名参军，随四野工作团南下。这个愿望受阻后回到北京，内心的想法其实仍然是"创作"。当文学编辑编刊物自然也不错，但毕竟不是文学创作。虽然工作之余也可以写些东西，到底时间、精力均受到限制。更大的困难在于，解放之初的文艺创作，已经越来越明确要求严格地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那就是：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任务。而党在建国时期的任务是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说，文艺应该着重反映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汪曾祺也想在自己的创作中作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尝试，可是，他不熟悉这一方面的生活。要写，必须"下去"，但他整天看稿、编稿，下不去。下不去，也就自然写不成。面对这些无法消除的矛盾，汪曾祺不免感到十分苦闷，有时，竞至搁笔长叹。
和汪曾祺同在一个编辑部的王亚平，看出了汪曾祺的心思。作为一个老编辑，良好的职业习惯使他经常从来稿中为发现一个新人而欣喜不已，而对于汪曾祺，王亚平则是既看到了他的作品又看到了他的为人。王亚平过去读过汪曾祺的《邂逅集》，和汪曾祺在一起当编辑，朝夕相处，又进一步了解到汪曾祺的文学才能。可是，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老编辑，他当然也明白积极的适应与 按党在现阶段的文艺方针、政策，一个作家应该去写什么。在一次闲谈中，王亚平点拨汪曾祺："我看你酷爱创作，但你过去的写作路子与当前的要求未必符合，既然你一时无法下基层体验生活，你不妨搞点戏剧创作，比如从历史小说名著中选一些章节改编成戏......。"
王亚平的建议提醒了汪曾祺，也唤起了他对从小就和戏剧结缘的往事的回忆。
在高邮县城，没有什么娱乐。除了过年过节，除了能到亲戚家参加婚丧庆吊之铯，能算得上是娱乐的，大概就是看戏了。幼小的汪曾祺，只要听见锣鼓响，总要钻进去看一会儿。至今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处看戏的地方。一处是螺丝坝。坝下有一片空场子。刨出一些深坑，植上粗大的杉篙，铺上木板，再在上面盖上席顶，这便是戏台了。另一处是泰山庙。庙里供着东岳大帝。每逢东岳大帝的生日，就要唱大戏。戏台搭在大殿前面一个很大的砖坪上。在这两个地方，汪曾祺看过许多由里下河草台班子唱的戏，很难说这些戏有多高的艺术水准，但童年的印象总是不可磨灭的，而且会不知不觉地深藏于记忆之中，甚至还会鬼使神差地在日后的小说创作中得到反映。《大淖记事》中的男主人公叫十一子，是一个很俊俏的小伙子。汪曾祺事后想起，这个人物其实与他小时候在螺丝坝看的一出叫《白水滩》的戏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汪曾祺觉得，《白水滩》这出戏，别具一种诗意，有一种凄凉之美。这出戏中，有一个角色萧十一郎，扮相很好。汪曾祺说："如果我小时候没有看过《白水滩》，就写不出后来的十一子。"也是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借助巧云的眼睛，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泰山庙为纪念东岳大帝的生日而唱戏的动人情景。 汪曾祺和戏曲结缘，还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有关。他的大伯父有一架保存得很好的留声机，和一柜子同样保存得很好的唱片。就是在大伯父那里，他听过程砚秋的《金锁记》、杨小楼的《林冲夜奔》，初步领略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京剧韵味。稍稍长大以后，汪曾祺随着他那多才多艺的父亲学唱戏，通常是父亲跟着留声机拉二胡，汪曾祺则跟着二胡唱，唱小生，唱须生，唱青衣，更多的是学唱青衣，唱《坐宫》、《汾河湾》、《霸王别姬》......
初中，高中，<直到大学一年级，汪曾祺都唱。西南联大同学中有一些票友，他们常在宿舍里拉胡琴，唱戏。一位姓郑的广东同学不爱听戏，听汪曾祺唱，就笑着骂："丢他妈，猫叫!"大学二年级以后，汪曾祺的兴趣又转向了昆曲，不仅参加了曲社，学了几出昆曲，还酷爱吹箫。汪曾祺常在月白风清之夜，坐在联大"昆中北院"的一棵大槐树下，槐树根暴出地面，他坐在槐树根上，独自吹箫，直至深夜，仍乐不思归。
回忆起这一切，汪曾祺对王亚平的建议充满自信，内心涌起一股戏剧创作的冲动。从古典名著中选择有关内容改编，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选什么好呢?当时，北京正在酝酿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逝世200周年的活动。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从他的心中掠过：就把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这一节改编成京剧吧。
目标明确，加之年轻劲足，汪曾祺连着开了几个夜车，不到半个月，终于创作出他平生第一个戏剧剧本：十三场的《范进中举》。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范进"这一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示和抨击了八股科举制度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读书士 子的毒害。范进中举后发疯的喜剧性情节，深刻地反映出八股科举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而范进功成名就后的矫情虚伪、装腔作势，则显示了人生扭曲后穷酸文人卑劣嘴脸的一面。汪曾祺在将这一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改编成戏剧时，重点写他中举前的穷困潦倒、受尽歧视，写他中举后的喜极而疯，而舍弃了原著中关于范进功成名就后的矫情虚伪。这不仅适应了戏剧创作要集中精练的要求，而且还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八股科举制度对广大知识分子的迫害与摧残。应该说，从选材上看，汪曾祺作这样的裁剪取舍是颇有见地的。
《范进中举》，虽是汪曾祺戏剧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剧作，但他在创作时已经显示出他的大胆探索精神，主要表现在他尝试着把现代思想和某些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引入当代京剧。他认为，中国古代戏曲本来就和西方的现代派有某些相通之处，特别是中国戏曲的戏剧观和布莱希特以后各流派戏剧观比较接近。在中国古代戏曲如《南天门》、《乾坤福寿镜》、《一匹布》等剧目中，就有一些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只是发挥得不够充分。汪曾祺在创作京剧《范进中举》时，有意想让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得到更多的发挥。他在这出戏的最后一场，一反常规地加入了对范进发疯后心理状态的描写，写他从小读书、逃学、应试、不中、被奚落，直到中了举、做了主考、考别人时的种种心态。范进唱道：
"我这个主考最公道，
订下章程有一条：
年未满十五，
一概都不要，
本道不取嘴上无毛......"
在《范进中举》的创作中，汪曾祺把传统与革新统一起来，这种探索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范进中举》写成后，衽曾祺把剧本送北京市文化局有关领导审看，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剧本在戏剧科的抽屉里一压就是很长时间。幸而被王昆仑偶然发现，他读后击节称好，迅即热情地推荐给京剧表演艺术家奚伯啸，这出戏才得以被搬上舞台，后来还获得北京市戏剧调演京剧一等奖。
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的汪曾祺，在特殊情况下试写剧本《范进中举》，不想初战告捷，一举成功。更使他想不到的是，几年以后，就是因为他曾经写过《范进中举》，他才得以在结束右派改造生活之后，被北京京剧院接收，真正开始他的戏剧剧本创作．并创作出若干部享誉中外的成功剧作，如《擂鼓战金山》、《裘盛戎》......
从民间文学里吸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
美感经验
1954年的秋天，汪曾祺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
这次调动，很符合汪曾祺的心愿，因为他从小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民歌、民间故事的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的比喻新鲜和韵律的精巧常使他惊奇不已。小时候听父亲讲述过一首汉代的民歌：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
作书与鲂鲇，相教慎出入。
枯鱼写信，这奇特的想象在幼小的汪曾祺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他原以为这首民歌之奇绝再不会有第二个例子，不想到《说说唱唱》编辑部当编辑后，接触民间文学的机会多了，一次偶然翻一部民歌选集，读到这样一首广西民歌：
石榴开花朵架红，蝴蝶寄信给蜜蜂；
蜘蛛织网拦了路，水淹阳桥路不通。
汪曾祺又惊又喜：太有意思了，一个是枯鱼作书，一个是蝴蝶写信，真是无独有偶。他将这两首民歌对照着吟咏，越吟越感到韵味无穷。两首民歌想象之奇特近似，但感情迥异："枯鱼"沉痛，"蝴蝶"轻松。"枯鱼"表达出一个落难人的沉重的叹息，是从痛苦的津液中分泌出来的奇想，短短二十个字，概括了世途的险恶；"蝴蝶"则不然，这是一对正在热恋的年轻人的情歌，他和她--蝴蝶和蜜蜂有约在先，不断出现意外的阻碍，但这阻碍是暂时的，不足为虑，当过境的洪水退去以后，阳桥复出，路依旧是通的。因为感情不同，--实质上是不同时代、不同生活的反映。出现在民歌中的情景也是不同的：在"枯鱼"中，是死了的鱼，是一条死鱼在低泣，是它以自身惨痛的教训警戒后来者；"蝴蝶"中的画面则要轻快明朗得多，你看，火红的石榴花，美丽的蝴蝶，活泼的蜜蜂，勤劳的蜘蛛，加上明媚迷人的仲夏风光，一片光明，充满希望。
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的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当时，赵树理任《说说唱唱》副主编。在未曾见到赵树理之前，汪曾祺就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汪曾祺觉得，这是些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都与他在大学课堂上见到的那些中外名著全然不同的作品，这些作品给汪曾祺最突出的印象是其浓郁的民族风格，而这种民族风格的形成，只能出自一位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呼吸与共的作家乏手，说这些作品是新民间故事、新民歌也未尝不可，要达到这一境界，决非一日之功。及至见到赵树理、特别是在与赵树理共同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汪曾祺就不但是从作品中、更是从观察与了解赵树理言谈举止的过程中，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很大的教育与启示。
汪曾祺发现，赵树理这位大众文学的宗师，平时言谈中就充满了农民式的幽默和机智。他高高的个儿，长脸，弯眉毛，脑门儿和人中较常人格外长一分。他时时独个儿在那里想心事，想到有趣处便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汪曾祺早就听说过，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子，在集市上能一个人演上一台戏，吹拉弹唱，连过门都不马虎。这一切，汪曾祺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可是亲眼见到了。有好几回，汪曾祺见赵树理每晚吃过一碟猪头肉、一碗馄饨、一壶酒的夜宵后，便独自坐在北京市文联的传达室里，用两根食指在桌沿上错落有致地打他的鼓点儿，如醉如痴......不久，汪曾祺又亲眼见到了这样一件事--
当时到《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国正兴起宣传新颁布的《婚姻法》的热潮，领导上希望面向全国广大农村的通俗刊物《说说唱唱》尽快发表一篇以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有着厚实生活基础的赵树理慨然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不长时间内就拿出后来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小说《登记》。这篇小说在1952年6月号《说说唱唱》发表后，迅速在群众中流传开来，还被许多剧种改编成戏曲《罗汉钱》在全国各地上演。汪曾祺觉得，《登记》是故事体的大众文学，但又绝非平庸的宣传品，作品从一枚罗汉钱下笔，布局是很精心的，洋溢在作品中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手法再次显示出赵树理对民间蝗事、民间戏曲的独特感受力。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吸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他说：
要问我从民间文学里得到什么具体的益处，这不好回答。这不能像《阿诗玛》里所说的那样：吃饭，饭进到肉里；喝水，水进到血里。要指出我的哪篇小说受了哪几篇民间文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两点可以说一说。一是语言的朴素、简洁和明快。民歌和民间故事的语言没有含糊费解的。我的语言当然是书面语言，但包含一定的口头性。如果说我的语言还有一点口语的神情，跟我读过上万篇民间文学作品是有关系的。其次是结构上的平易自然，在叙述方法上致力于内在的节奏感。......一般的故事和民间叙事诗多侧重于叙述。但叙述的节奏感很强。"三度重叠"便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常见的美学法则。重叙述，轻描写，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一点上，小说需要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地方很多。
我认为，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
--《我和民间文学》
汪曾祺认为：一个戏曲作家不学习民歌，是写不出好唱词的；写小说的，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正因为如此，他十分珍惜解放之初先在《说说唱唱》、后在《民间文学》当编辑的那一段生活。虽然自己由于不习惯于写中心，和无法下生活而没有创作出很多属于个人的作品，但成天和民间文学打交道，自觉得益匪浅，乐趣无穷。可惜，他的这种对民间文学的深厚感情不久就被无情割断，自调到《民间文学》工作四年后，正当他酣畅淋漓地从民间文学宝库中饱吮甘美的诗的乳汁时，一场政治风暴开始在全国上空集结，汪曾祺无可逃避地陷入一场厄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