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中学

"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完成一生中一部很奇特的著作--《中国马铃薯图谱》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后的汪曾祺，结束了劳动，--e寸没有地方去，就留在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所里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

这是l961年春天的事。

时间过得真快，从l958年秋下放到沙岭子劳动算起，已经三年多了。这三年真是不寻常，就汪曾祺本人来说，受尽了磨难，像是做了一场梦；整个国家呢，也像是演了一场闹剧。对这场闹剧，要不是那只政治巨掌忽地一下子把汪曾祺从城里打到这塞外的农村基层来，他肯定不可能看得如此真切，以至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1958年、l959年，搞了两年大跃进。深翻土地，翻到一丈二。用特殊的肥料培养出二尺七寸长的大黄瓜，装在一个特制的玻璃匣子里，用福尔马林泡着。把两穗"大粒白"葡萄"靠接"起来当做一串。给葡萄注射葡萄糖。把牛的精子给母猪授上，希望能生下一个麒麟一样的东西--牛大的猪。"卫星"上天，"大王"升帐，敢想敢干，敲锣打鼓，天天像过年。

后来又闹了一阵"超声波"，什么东西都要"超"一下。农、林、牧、副、渔，只要一"超"，就会奇迹一样地增长起来。"超"得鸡飞狗跳，小猪仔的鬃毛直竖，山丁子小树苗前仰后合。大势所趋，农业科学研究所也顾不上"科学"，还要布置"超声波展览馆"，而且让汪曾祺参加。"超声波"怎么用图像表示呢?声波是看不见的。汪曾祺抓耳挠腮，劳心费神，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了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

各级领导都忙，报喜、介绍经验、开展览会......

最后大家都来研究代食品，研究小球藻和人造肉，因为大家都挨了饿了。

在大家都挨饿的时候，凡能进El的都成了好东西，其中，本来作为普通蔬菜食用的马铃薯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山西、内蒙、张家口一带农村，原来就家家都有山药蛋(马铃薯)窖呢!民歌里都唱："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交城的山里没有茶饭，只有莜面烤老老，还有那山药蛋"；山西的作家群被称为"山药蛋派"。凡此种种，就注定：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必然把提高马铃薯产量与质量，不断向全国提供优良薯种，作为一个长期性的、甚至永久性的研究课题和主要任务之一。马铃薯是适宜在高寒地带生长的植物，极易退化，在海拔较低、气候温和的地方种一二年，薯块就会变小。沽源在坝上，坝上又叫。这里海拔一千四百米，冬天冷到零下四十度，把马铃薯研究站设在这里，很理想。因此，沽源马铃薯站是全国薯种基地之一。所里领导很早就想绘制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是为了保存资料，也是深入进行关于马铃薯科学种植研究的需要。做这项工作要耐心、细心，需要时间，还需要一定的绘画才能。把这项工作交给汪曾祺，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接受了任务后的汪曾祺，在张家口买了一些纸笔颜料，带上那段时间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梦溪笔谈》、《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还有一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四史》。一清早，坐上长途汽车从张家出发，近晌午时分抵达沽源县城。

沽源原是一个军台。军台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两路专为传递军报和文书而设置的邮驿。官员犯了罪，就会被皇上命令"发往军台效力"。汪曾祺这回来，是来画画的，不是来看驿站送情报的，但也可以说是"效力"来了。因此他后来曾在随身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沽源留给汪曾祺的印象，一是城墙太矮。当地老乡告诉他：去年这里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积雪和城墙一般高。汪曾祺最初听了吃了一惊，以为夸张失实，及至亲眼看了城墙，也就相信了。像他这样的个子，一伸手就摸到城墙顶了。当然，一人多高的雪，也是够大的了。二是沽源城太小。城里只有一条大街。汪曾祺从南门慢慢地往北蹈踺，不到十分钟就出了北门外，一边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马；一边是一个水塘，有一群野鸭子在自由自在地浮游--城门外居然游着野鸭子，城里之安静可想而知。马铃薯研究站在沽源城外，汪曾祺坐了牛车去。人说世间"三大慢"：等人、钓鱼、坐牛车。这种车也实在太原始了，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咕噜，咕噜，往前滚。本地人就叫它"二饼子车"。真叫一个慢，老牛拉着，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挪动着，挪动着。忽然，路边出现一簇不知名的、像火烧一样的野花，充满生命力，汪曾祺觉得很美，就跳下车，掐了两朵，走了一截，又爬上车。好在汪曾祺没有什么急事，再说，急也无用，就在牛车上躺着看蓝天；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名副其实的"大地"，大得无边无沿，一望无际。

汪曾祺在沽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自己觉得真是说不清。既有难以排遣的寂寞感--毕竟远离了家人和朋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加之举目无亲，可以谈谈心的人很少--也有轻松感，到底摘掉了那顶"右派分子"帽子了嘛。所里领导叫他来画马铃薯图谱，虽然画画不是他的本行，但讲起来是"√" "工作需要"，也算起了一点作用。再说，马铃薯的花是很好画的。伞形花序，有一点像复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浅紫的。紫花有的偏红，有的偏蓝。当中有一个像小窝窝头一样的黄心。叶子大都相似，奇数羽状复叶，只是有的圆一点，有的尖一点。颜色有的深一点，有的浅一点，如此而已。还有，画这玩意儿没有定额，尽可以慢慢地画，没有人管他，也不需要开会，乐得把日子过得自在、悠闲。

每天，汪曾祺一早起来，就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它。他曾写过一首长诗，记述这段漫长而单调的生活，寄给一个老同学，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到了马铃薯逐渐成熟，--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他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甚至想画得不像都不太容易。画完一个薯块，就把它埋进牛粪火里烤，然后吃掉。要知道，这是"三年困难时期"，是饥馑的岁月，边画边吃薯块，无疑也是一种享受。全国像汪曾祺那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吃得多了，汪曾祺发现马铃薯的薯块之间的区别比花、叶子明显。最大的要数"男爵"，一个可以当一顿饭。最好的是"紫土豆"，外皮乌紫，薯内黄如蒸栗，味道也像蒸栗，入口更为细腻。还有一种马铃薯味道甜脆，可以当水果生吃，只是太小，比一个鸡蛋大不了多少。画得多了，汪曾祺自认为对马铃薯的科研工作还有一点小小的贡献，--他发现有一种叫"麻土豆"的马铃薯，其花是香的。研究所的人听了都觉得新奇："是吗?--真的!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马铃薯，还没有发现呢!"

天凉了，汪曾祺因为没有带换季的衣裳，就离开了沽源。剩下一些没有来得及画的薯块，是带回沙岭子完成的。

在汪曾祺几十毛的笔墨生涯中，《中国马铃薯图谱》是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这本书原来是打算出版的，因故未能实现。原稿存放在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可惜!

《羊舍一夕》：汪曾祺解放后写的第一篇小

说，再次显示出他"用笔写人写事"的才能。萧

也牧评价说："这才是小说!"

完成《中国马铃薯图谱》的绘制任务之后，所里一时派不出汪曾祺新的任务，他乐得清闲。本来，留他在所里就是协助工作。可汪曾祺自己不愿意让时间白白地消耗掉，他想起老师沈从文的叮嘱："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心中升起创作的欲望。

这已经是l961年11月了。这年冬天来得早，一到晚上，无处可去，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工人们早早睡觉了，汪曾祺睡不着，在铺上干躺着，更感到无聊。他心中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后，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也就不觉得寂寞了。

到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快三年了。三年来所见所闻不少， 体会也很深。写什么呢?以生活中的某些劳动模范为原型，通过拔高的办法，把他们写成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这是当今文坛最流行的模式，但他写不来。要不，像一位正走红文坛的散文作家那样，把正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美化得如诗如画，可是，已经有机会睁开眼看中国农村现实快三年的汪曾祺，心中不愿意。那么就写自己亲眼见到的塞外农民在苦难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与刚强?汪曾祺又感到没有多少把握，--从内心来说，写这方面的内容倒是有话可说，下放以来，他对那些如大地一样沉重、朴实、本分的农民从心底感到敬佩。可是一想到反右斗争中对自己那首"远树绿色的呼吸"的短诗的强词夺理的批判，就不但心有余悸，而且再也提不起那支仿佛千斤重的笔。

可汪曾祺还是想写。如此强烈的写作愿望的产生，大抵因为，他自下放劳动后接触到生活的实际，的确感触很深，心中早就有了隐隐的创作冲动；再者，沈从文语重心长的叮嘱，使汪曾祺觉得，如同老师说的那样："人既然还得好好活着，趁能做事时，有事可做时，就拼命地去做，才是道理。"眼前无其他事可做，正是写作的好时机。

他白天思考，晚上躺在铺上更是不停地想。他把下放以来的所见所闻，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写作的切入点：就写写所里那些可爱的孩子。主意既定，很快进入了构思，又很快动笔创作。接连写了几个白天和晚上，终于写成他解放后第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这篇小说写了四个生活经历不同、性格各异的农村孩子：小吕是农场果园的小工，老九算是这个场子里的世袭工人，留孩和丁贵甲是奶兄弟--丁贵甲的亲娘在生他后还没有出月子就去世了，他从小在留孩娘跟前寄奶，后来丁贵甲的爹也死了，他就一直在留孩家长大。丁贵甲到场里当小羊倌后，留孩经常到场里来看这个奶哥。来的次数多了，留孩就想到场里来工作，后来也真的来了。

《羊舍一夕》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更谈不上波澜起伏的情节、壮怀激烈的矛盾冲突，作者就是那样似乎平静地、不动声色地向读者介绍这四个农村孩子的喜怒哀乐，但读完小说，这四个农村孩子的音容笑貌却鲜明地留在读者的心中，再也不会忘记了。这正是汪曾祺被沈从文称赞的"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的才能。

早在汪曾祺的初期小说创作中，他的作品就表现出一种散文化的倾向。他自己明确地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太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我的初期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又说："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羊舍一夕》保持了汪曾祺初期小说创作的特色，相当客观地记录作者对四个农村孩子的印象，作者的才气表现在：他把那些看似平平淡淡的孩子生活叙述得有滋有味，作品那种初看甚为松散的结构，其实却有内在的严谨。这篇小说所要展示的是四个生于贫困的农村孩子对明天的向往和追求，在揭示孩子们不同性格和描绘他们渴望早日长成大人、真正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的美好理想时，作者全都通过一个夜晚的生活来表现：

明天，就又是一天了。小吕将会去找黄技师，置办他的心爱的嫁接刀。老九在大家的帮助下，会把行李结束起来，走上他当一个钢铁工人的路。当然，他会把他新编得的羊鞭交给留孩。留孩将要来这个很好的农场里当一名新一代的牧羊工。征兵的消息已经传开，说不定场子里明天就接到通知，叫丁贵甲到曾经医好他肺结核的医院去参加体格检查，准备入伍、受训，在他们没有接触过的山水风物之间，在蓝天或绿海上，戴起一顶缀着红徽的军帽。这些都在夜间趋变为事实。

《羊舍一夕》作为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代表作之一，还显示了这样一些特征--

作者所写的不是重大题材，他所关注的是四个普通农村孩子的平常生活。这四个农村孩子，显然都生长于贫困之家：丁贵甲从小就失去父母而不得不寄养在留孩家；小吕念到小学六年级，为了保证哥哥能继续读书，他懂事地向爹提出，不念书了，到农场当工人去，"我去作活，这样就是两个人养活五个人，我哥能念多高就让他念多高"。老九的爹在场里赶大车，一年辛苦到头，老九土生土长，甚至没有读什么书就到场里当小羊倌。四个孩子中，留孩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仅仅到场里看奶哥丁贵甲几次，就觉得"这里好"，以最终能在场里当上小羊倌而感到幸福。总之，农村贫困的严峻现实，经过作者散文化的处理，大大减弱了原有的硬度。如果不是仔细品味，就很难体会出四个本应在学校读书的农村孩子，如今为生活所迫，却不得不过早地挑起沉重的生活担子的惆怅和凄凉。作者不愿对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的艰苦现实作严格拷问，他以牧歌式的描写，努力冲淡农民在贫困线上生活的艰难和痛苦，从而让人感到阴柔之美、和谐之美。

写《羊舍一夕》时，汪曾祺和三十多个农业工人同住一屋，谈不上写作条件。工人们打打闹闹，打着马锣唱山西梆子。沉浸在创鞒宥械耐粼骶尤恍娜缰顾谡鸲穆砺嗌薪写醋鳌Ｃ挥懈逯剑陀妹试谛⊙饕抵缴闲础！堆蛏嵋幌Α沸闯珊螅粼靼阉母鲜ι虼游暮褪δ刚耪缀涂础Ｋ羌酵粼髦沼诨指戳舜醋鞯男判模倚吹萌绱饲浊卸耍指咝耍讣窗炎髌吠萍龈度嗣裎难А返南粢材量础Ｆ涫毕粢材了湟蛐∷怠段颐欠蚋局洹泛驮游摹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被打成右派，被编辑部控制留用，但他仍以极大的积极性看稿、编稿。接到汪曾祺的小说《羊舍一夕》，他读完后不禁脱口称赞："这才是小说!"他将稿件及时送审，建议领导尽快与沙岭子农科所领导联系，在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便将小说迅速在《人民文学》发表。不仅如此，萧也牧还热情地找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建议他们约请汪曾祺再写两篇儿童题材的小说，连同《羊舍一夕》编成一个小说集出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受了萧也牧的建议。汪曾祺接到出版社的组稿信后，受到很大鼓舞，他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又赶写了《看水》和《王全》两个短篇。l963年1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题为《羊舍的夜晚》的儿童小说集。小说集由黄永玉配发核心插画。这虽是一本仅三篇小说、总字数不超过四万的小册子，但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愈叫愈响的形势下，小说创作日益趋向公式化、概念化，《羊舍的夜晚》的出现，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在汪曾祺的创作生涯中，《羊舍的夜晚》是继他解放前出版的《邂逅集》之后的第二本作品集，也是他第一次以解放后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专集，所有这些，都赋予《羊舍的夜晚》以不平常的意义。

"四年下放，......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

地、农民，......我从农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随遇而安》的散文，真实而概括地记叙他被错划成右派的经过，下放劳动四年的所见所闻和生活感受。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作者就劈头写道：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这里的"幸"，当然不是荣幸之"幸"，而是厄运迎面而来避之已不可、只得迎难而上、努力适应努力拼搏以求化不幸为幸的幸。就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写道：

丁玲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对于突如其来的不顺的境遇，以"哄自己玩儿"的心情去努力适应，"不'安'又怎么着呢?"这当然有几分无奈；而同样以故作轻松的口吻说"生活，是很好玩的"，则揭示了他所以能安于不顺境遇的思想基础，完全出于对生活的挚爱。一个人要是丧失对于生活的信心，那就真的一切都完了。

正因为如此，当汪曾祺以戴罪之身去下放劳动时，他在离京前留给爱人的便条上说，"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到了沙岭子农科所后，他真心实意地"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农业工人还夸他"人性不错"，甚至一致同意立即给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这时汪曾祺的主要想法，如他本人所说："当时的右派言论，让人心里觉得是错的，应当下放劳动改造。"他的具体奋斗目标是尽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可是，等到他下放劳动后，真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原单位却不愿意接收，一时无处可去，只能在农科所协助工作。这时汪曾祺冷静下来了，虽然仍对生活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安于一时不能回北京的现状，但已不是消极地等待，更不是失望颓丧，他已经从被动到主动地以积极态度去感受生活，从群众中汲取力量、汲取营养以丰富充实自己，并且能真正从睁开眼睛看农村现实的过程中，从与生活最底层的农民呼吸与共的过程中，思考人生，思考生活，思考前途，这才是真正的"三生有幸"!

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使得以儒家为主、庄禅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渗入到汪曾祺的骨肉精髓之中；而从小生活在苏北里下河水乡，又使得汪曾祺对农业大文化产生有选择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依恋。正是这两方面的合力，使得汪曾祺在下放沙岭子劳动的四年中，逐渐消融了用汗水赎罪的想法，而升华为具体感受劳动美、生活美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他参加葡萄园劳动，不再感到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从葡萄选种、留种、播种、培植、管理、收获等生长的全过程中，感受甚至享受劳动之欢乐和用劳动创造生活之美：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头，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

......

葡萄出窖。

......

三月，葡萄上架。

......四月，浇水。

......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

......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

......七月，葡萄"膨大"了......

八月，葡萄"着色"。

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

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

过不二天，就下葡萄了。

......

葡萄装上车，走了。

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

慵懒。

我们还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

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

......

一到冬天，要检查几次。不是怕别的，怕老鼠打了洞。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

--《葡萄月令》

散文《葡萄月令》是一首一往深情的劳动赞美诗，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在逆境之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

汪曾祺的四年下放，最大的收获是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和农民。l988年，香港女作家施叔青在采访汪曾祺时，曾直率地请他谈谈四年下放的感受，汪曾祺回答说："从某个角度当然是很倒霉了，不过，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晚上就在一个大炕上，同盖一个被窝，虱子很多，它们自由自在，从东边爬到最后面被窝去。农民和我无话不谈。我的确觉得中国的农民，一身很沉重的负担，他们和中国大地一样，不管你怎么打击，还是得靠他们，我从农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在散文《随遇而安》中谈到这一切时，汪曾祺又强调了一句："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四年下放的生活，对于汪曾祺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甚至是巨大的。就在沙岭子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已经创作出《羊舍一夕》、《看水》、《王全》三篇儿童题材的小说。他在作品中写下放劳动后得到的真正感受，还把自己也写入作品之中。他公开地说过："《看水》那篇东西里的小孩实际上就是我。"借小孩天真的眼光表白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这既是写作的需要--当时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向他约写的是儿童小说，其实也真实地反映了汪曾祺当时对生活的看法不够深刻，和他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政治、文艺环境对自己创作的制约与影响。汪曾祺自己后来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对这几篇作品不是十分满意。他说过："有没有说谎的浪漫主义?我的《羊舍一夕》、《寂寞和温暖》就多多少少说了一点谎。一个人说了谎，还是没有说谎，自己还能不知道么?"(《阿成小说集(年关六赋)序》)

汪曾祺真正按他所擅长的写人写事的才能去写作，真正自由地写他所熟悉的、所乐意写的题材，只能到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甚至在新时期的初期，他虽然也为一个新的文学春天的到来而欢欣，而跃跃欲试，但到动笔时，依然不能完全摆脱曾经统治中国文坛多年的"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才有创作于1980年底的《寂寞和温暖》中的"多多少少说了一点谎"的遗憾。而随着党的实事求是革命传统的逐步恢复，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汪曾祺个人创作上的春天真正到来了，虽然来得晚了些，但毕竟来了，终于来了。为此，他由衷地欢呼："我赶上了好时候。"

于是，多年的文学创作准备得以在"好时候"喷薄而出!汪曾祺新时期以来奉献给人们的大量的小说、散文，都是对生活美的由衷赞颂，对健康人性的深情歌吟。他在作品中放心地营造自己所钟爱的浓郁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而不必顾虑被人寻章摘句指责为"修正主义"，也不必为迎合某种政治理论而煞费苦心。汪曾祺把自己的作品背景概括为五个方面："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自序》)。张家口是因他仅仅在那里生活了四年而列其后，但在以张家口为背景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作者对张家口的无限眷恋之情。虽然提起张家口，不免想起那段令人黯然的艰难岁月，但张家口的人民给予汪曾祺的教育，张家口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对于汪曾祺创作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悠长的。特别是在直接取材于张家口的小说《黄油烙饼》、《七里茶坊》中，那些冒着暴风雪、甚至自己吃不饱还要往坝下送牛的农民，他们朴素地认定："过年，怎么也得让坝下人吃上一口肉"。浙江一位念化学系的大学生，读了《七里茶坊》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给汪曾祺写信："你写的那些人，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支柱。"

汪曾祺为此感到欣慰。他说："我很高兴。我认为他读懂了这篇作品。这一句话比许多长篇大论的评论说得更深刻、更准 确。一个人的作品被人理解，特别是比较内在的感情被理解，是非常欣慰的。这会让你觉得这个作品没有白写"(《对读者的感谢》，载l992年10月25日《文汇报》)�

人们为汪曾祺高兴，--无情的政治风暴把他刮到生活的最底层，他没有颓唐，没有沉沦，"随遇而安"之后，他从祖国大地汲取了丰富的生活营养，从虽然一身很沉重的负担，但却和中国大地一样广博、深厚、坚实的农民身上发现其所以为民族脊梁的高尚的灵魂!于是，本来是政治风暴中的不幸，却意外地成了"三生有军"。而当这一切转化为创作上的动力后，汪曾祺向新的文学创作目标挺进，就成为必然，就只是时机和时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