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十一章 起落沉浮《沙家浜》
第十一章起落沉浮《沙家浜》
1962年初，经多方联系，汪曾祺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
1963年冬，北京京剧团接到江青交来的沪剧剧本《芦荡火种》，并奉命改编为现代京剧，此剧即为后来享誉中外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北京京剧团迅速组织成以汪曾祺为主要执笔者的创作小组。从此以后一个很长的时间，汪曾祺的起落沉浮就与现代京剧《沙家浜》联系在一起了。
江青指派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
编成现代京剧，汪曾祺成为主要执笔者
自迩∥迨迥�(1790年)"四大徽班"陆续进北京演出以来，京剧经历二百多年的发展，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们的辛勤劳作，逐渐形成了"唱、念、做、打"等表演程式和以"生、旦、净、丑"为主要行当的传统艺术，不但创作演出了一千多个传统剧目，还涌现出许多身怀绝技的优秀演员。解放以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方针指引下，京剧进一步成为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剧种，堪称"国戏"。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生活的变化，人们的欣赏习惯逐渐显示出与以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年轻一代，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很难再像父辈们那样，沉浸在主要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叙述中，也很难耐心、细心地欣赏、品味、咀嚼京剧的一招一式、一板一眼。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就这样遇到了危机。
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京剧要不要演现代戏、能不能演现代戏和怎样演现代戏的大讨论。参加这场大讨论的有艺术家、评论家，更有有关部门领导和广大群众。经过激烈的争辩、分析，人们意见逐渐趋向一致：京剧在注意继承与发展传统戏的同时，应当积极创作、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现代戏，与此同时，还要对京剧表演程式和唱腔大胆进行必要的改革。只有这样，古老的京剧才能焕发艺术青春，才能适应时代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而得以继续发展，不断前进。1963年12月下旬，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在会议开始和闭幕时作了两次发言。他们都强调，在目前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社教运动广泛展开的形势下，戏剧艺术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戏剧工作者应该深入工农兵生活，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积极进行现代戏创作，努力提高现代戏的演出质量。这次会议以后，一个编演现代戏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声势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京剧历史悠久，基础深厚，人才众多，抓好京剧现代戏的创作与演出，必将极大地影响其他剧种，改变整个戏剧界的面貌。据此，中宣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一决定，进一步鼓舞全国数以百计的京剧团迅速行动起来，满怀热情地投入编演现代戏的活动之中。
差不多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繁荣戏曲现代戏的创作与演出的同时，北京京剧团接到一个现代戏剧本：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有关部门领导不无神秘地郑重关照："这是江青同志交来的，要抓紧改编成京剧搬上舞台。"当时不少人对江青这个名字不甚了了，待了解到底细后又不免有些肃然。其时的江青没有什么职务，只是一个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挂名委员，但仅凭"夫人"二字也足以畅通无阻。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l963年的春天，江青到她当年发迹之地上海小住，演员出身的她不甘寂寞，处心积虑想利用文艺捞取政治资本。她在上海看了许多戏剧、电影，其中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引起她的极大兴趣，她决定把这两个沪剧本子拿过来让水平高、影响大的首都剧团改编成京剧，《红灯记》交给中国京剧院，《芦荡火种》交给北京京剧团。
当时，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赵燕侠、李慕良、马富禄等人刚刚赴港澳演出载誉归来。接到沪剧本子《芦荡火种》，剧团领导和演员们都很高兴，下决心把改编的任务完成好，尽快将京剧《芦荡火种》搬上舞台。首先成立了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四人组成，其中，汪曾祺、杨毓珉是专职编剧，杨毓珉兼艺术室主任，肖甲是剧团团长，薛恩厚是剧团党委书记，剧本改编创作的主要执笔者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汪曾祺的身上。受当时全国大演现代戏热潮的鼓舞，加之沪剧《芦荡火种》原来就有较好的基础，改编本很快就拿出来了，并迅速搬上舞台。最初是从歌颂阿庆嫂英勇机智、保护新四军伤病员的主题出发，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赵燕侠饰阿庆嫂、谭元寿饰郭建光、周和桐饰胡传魁，刁德一由一位丑角演员扮演。由于时间仓促和对原剧理解不深，加之从沪剧到京剧的再创作所下的功夫不够，首场彩排的效果不很理想。北京市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人都来看了。全剧演完后，反映一般。江青尤感失望，上台接见演员时，她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从此一个较长时间，她撒手不问此戏，又飞往南方疗养去了。
但彭真、罗瑞卿对这个戏颇有好感。他们在观看首场彩排后接见演员时，一边与演员热情握手，一边鼓励他们继续把戏改好。北京市委、市政府认为这出戏基础不错，更是全力支持剧团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把这个戏改好再下一番扎实功夫。彭真市长虽然工作很忙，但他喜欢京剧，关心剧团建设，一有工夫就来看望演员，他还明确地说："我看这个戏能改好，你们不要泄气。"
北京京剧团的劲头又鼓起来了。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对《芦荡火种》从沪剧到京剧的剧本改编，再次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
在汪曾祺看来，京剧传统节目中的人物大都存在性格简单化的缺点，这和中国戏剧脱胎于演义小说有很大关系。演义小说一般只讲故事，不太注意塑造人物。汪曾祺想，如果京剧现代戏的人物性格仍然像传统京剧写李逵、张飞、牛皋那样简单化，虽然还会有人看，但肯定无助于京剧艺术的提高。为此，他反复研究沪剧《芦荡火种》剧本，特别对戏中主要人物郭建光、阿庆嫂以及刁德一、胡传魁等进行了仔细剖析，在改编时既吸收了原来剧本中塑造人物的长处，又进行了大量的发展与提高，使剧中人物性格进一步丰富、多侧面起来。如阿庆嫂，既写好她作为茶馆老板娘的干练、泼辣、精明，又写好她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机警、聪明、多思；既着力写她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又用心写她对人民群众的似火真情。如郭建光，写他在敌人面前是横眉冷对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以沙奶奶为代表的人民群众面前是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子弟兵；对战士，他既是果断、英明的指挥员，也是情同手足的好兄长。对胡传魁、刁德一这两个反面人物，也决不作简单的漫画式处理，特别是刁德一，甚至写出他过人的分析特长，这就表现了他狐狸般的狡诈与阴险，更进一步地反衬出始终与之针锋相对作斗争的阿庆嫂、郭建光能制服任何狡猾狐狸的大智大勇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在对剧中人物塑造下功夫时，汪曾祺注意吸收传统京剧折子戏的长处，尽可能把每场戏写得集中、紧凑，防止松散、拖沓。如今，这出戏中的《智斗》、《斥敌》等场都已成为久演不衰、脍炙人口的折子戏，它们既独立成篇，却又是全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全剧闪烁出熠熠发光的迷人风采。也许，汪曾祺在改编中下功夫最大的是剧本的文学性，是语言。多年来，京剧界流传一个偏颇的看法，认为京剧剧本只是给演员提供一个表现意象的框架。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京剧自问世以来就有了与生俱来的文学性差、语言粗糙的毛病，京剧里有许多不通的唱词，甚至连像《二进宫》这样有名的戏也大量充塞似通非通、并且缺少真正幽默感的念白与唱词。早在解放之初创作新编历史剧《范进中举》时，汪曾祺就有意识地在剧本的文学性上下功夫，尝试着在限制性很大的板腔体唱词中，吸收一点曲牌体的格律，吸取一点新诗的格律，创造一点新的格律，尽可能使浅陋的板腔体变得丰富和多姿多彩起来。京剧唱词贵浅显，汪曾祺觉得浅显本不难，难的是于浅显之中见才华。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夫起作用了。比如，《智斗》那场戏，当刁德一抓住阿庆嫂说的"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阴险地提出："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荫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这时阿庆嫂洞察刁德一毒如蛇蝎的用心，胸中怒火万丈，脸上却不露声色，她唱道：
垒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这段唱词既准确地表现了阿庆嫂作为茶馆老板娘的职业特点，又软中带硬地把刁德一的敲打不客气地顶了回去，顶了一个脆，连刁德一自己听了也不得不佩服阿庆嫂"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戏演到这里，每次都是全场欢声雷动，掌声不息。是赞扬剧中人阿庆嫂的机警，也是赞扬剧作家的巧思。对这段堪称现代京剧经典的唱词，汪曾祺谦虚地说，这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其实这是他一个大胆的创作。京剧唱词很少有像这样的"五字句"，写得如此精巧，则是汪曾祺古典文学功底的一个自然喷发。后来，汪曾祺道出其中秘密，告诉人们，这段唱词是从苏东坡《汲江煎茶》"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脱化出来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脱化得自然、贴切，几无痕迹可寻。
在编导们重新认真加工剧本的同时，剧团领导又在演员阵容上作了加强和调整，其中最有力的一着，就是把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著名老生演员马长礼调回演刁德一。l964年1月22日，文化部安排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来京演出《芦荡火种》，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等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北京京剧团抓住这个机会，及时组织有关编创演人员进一步向同行观摩学习。为了加强演员们对角色的理解，剧团领导还组织演员们下连当兵，体验生活。实践证明，这对多年来一直演古装戏的演员来说非常有益，有助于提高他们表演当代生活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扮演阿庆嫂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赵燕侠当年曾在她写的《连队生活散记》中，由衷地感慨："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这特别值得我们京剧工作者认真地体会。因为我们一向只演古人，对当代的英雄人物非常不熟悉。因而深入生活，对于我们演好现代戏，就更有特殊的深刻意义。"
1964年3月底，北京市彭真市长等领导人重新审看了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此时已不用《地下联络员》的剧名)，耳目一新，大加赞赏，当即批准他们对外公演。大幅海报贴出后，北京舞台上竟掀起一个京剧《芦荡火种》热，一发不可收，连演了一百多场，仍欲罢不能，盛况空前。彭真市长高兴地让《北京日报》专门为该剧上演发表社论，以示祝贺，同时报纸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和观众来信，人们一致称赞京剧《芦荡火种》既成功地表现了现代革命斗争生活，又不失传统京剧的浓郁韵味，是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一次成功尝试。在北京京剧团公演《芦荡火种》的那段时间里，北京的大街小巷传遍了学唱声："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毛主席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
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京剧《芦荡火种》公演后受到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已使北京京剧团全团上下深受鼓舞，更令他们激动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芦荡火种》的重视与肯定。
1964年4月27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道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剧终，各位领导人高兴地鼓着掌走上舞台接见演员，纷纷赞扬这是一出好戏。
京剧《芦荡火种》的成功，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到汪曾祺的戏剧创作才能。如果说北京京剧团最初同意接受从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归来的汪曾祺，多少带有点同情照顾之意，通过《芦荡火种》从沪剧到京剧的改编、再创作成功，他们已为得到一个优秀的编剧而欣喜了。
最初公演京剧《芦荡火种》时，海报上还有汪曾祺等作者的名字，以后随着江青把包括《芦荡火种》在内的一批经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创作出来的现代戏定为样板戏，都划到她自己的功劳簿上，把真正的创作者隐去，以至于时间一长，演出时一律被规定只署上"集体创作"的字样，而人们不知不觉忘记了真正的作者究竟是谁人。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汪曾祺正名，明确他是改编创作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但以讹传讹的情况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人只和汪曾祺见过一面，有些人甚至没有跟汪曾祺见过面，却煞有介事地写文章说汪曾祺和江青的交往，甚至活灵活现地写毛、主席如何教导汪曾祺改戏剧唱词，这大都是不负责任的编造。其实，在《芦荡火种》从沪剧改编为京剧期间，汪曾祺虽然在北京天安门节El集会时，远远地见过毛主席，却从来没有机会与毛主席讲过话。江青插手京剧《芦荡火种》的创作以后，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这才不断从江青那里听到毛主席关于京剧《沙家浜》的有关指示。汪曾祺一直认为，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正确的，是高明的艺术见解，对改好《沙家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汪曾祺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前后对《沙家浜》的指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沙家浜》中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
二是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为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毛主席认为，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成新四军正面打进去。他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
三是剧名定为《沙家浜》。
在这以前，谭震林也曾对《芦荡火种》这个剧名提过意见。他认为《芦荡火种》所描写的这段历史，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称之为"火种"给人以软弱之感。毛主席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从1964年春，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公演获得成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围绕这出优秀京剧现代戏的成长过程，有许多种说法，人们应该记住的历史真实是：
从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京剧团最初移植改编的京剧《地下联络员》，再到后来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加工而成的京剧《芦荡火种》，直到后来的京剧《沙家浜》，中共北京市委，特别是彭真等领导人付出了大量心血。
同样应该记住的历史真实是，江青最早把沪剧剧本《芦荡火种》推荐给北京京剧团，但最初的京剧改编本《地下联络员》并不理想，江青失望之下撒手不管而离去。待到又一次修改加工成京剧《芦荡火种》演出并获得成功时，江青马上又对此戏表示过分的关心，并且以她特殊的身份从此把这出戏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江青是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从《北京日报》上发现京剧《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与赞叹的消息的。她断定此戏一定进行了加工提高。到北京的当晚，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去看戏，戏结束后直奔后台，一面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一面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了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这样一来，《芦荡火种》就被看成了是她抓的戏，北京京剧团就被看成了是她的阵地，包括汪曾祺在内的演职人员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再也不得安宁。
江青对汪曾祺留下印象，是从京剧《沙家浜》开始的。她欣赏汪曾祺在剧中写的那些俗中见雅、浅处见才、透示出浓厚京剧韵味的唱词，她知道，没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功底，是达不到这般境界的。于是，她在把京剧《沙家浜》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又在考虑借助于汪曾祺バ碌南肪绱醋鳌�1964年冬的某一天，北京京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接到江青通知，要他带上汪曾祺和阎肃去中南海。汪曾祺跟着去了，这是汪曾祺第一次见到江青。去了才知道，是研究将小说《红岩》改编成京剧的问题。那天在座的有《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还有林默涵r靠水拍。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好几次了，江青决定将汪曾祺添进来，意在加强力量。半路上插进来的汪曾祺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话也插不上嘴，心里有些惶恐。他只好听，加上以后的了解才知道，以赵丹、于蓝为主角演出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已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功，并在全国上演。江青看了这部片子，不满意，她想再搞一个《红岩》题材的京戏。这个时期的江青，利用文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为自己树碑立传的野心已经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明显。那一晚的谈话是在中南海毛主席书房外面的一间房子里进行的。谈话中间，毛主席曾从书房里出来过一次，大家连忙站起来，但毛主席亲切地挥了挥手，说："你们谈，你们谈。"说完又退回书房中去了。
那一晚，究竟说了些什么，汪曾祺已经记不起来了。给他印象最深、同时也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江青最后跟罗广斌说的话："将来剧本完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从那一晚以后，自1964年冬到1965年春，汪曾祺就随团集中起来搞《红岩》京剧。江青指示，让演职人员去重庆体验生活，到渣滓洞坐一坐牢，还要重开龙光华烈士的追悼会。是假戏，但一切要真做，气氛惨烈。特别是到华蓥山演习"扯红"(即起义)，正逢天降大雨，黑夜里，山路很不好走，随时都有跌到山涧里去的危险。准备在剧中扮演政委的是赵燕侠，已经用小汽车把她送到山上一个农民家里等着。这户人家有猫，偏偏赵燕侠怕猫，她用一根竹竿不停地在地上戳，是吓猫，也是为自己壮胆。到该由她下动员令宣布起义时，可怜她连说出来的话都不成句了。
就这样折腾了一阵子。l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由重庆到上海，再排《移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并决定"五一"节在上海公演。"样板戏"的名称从此就叫开了。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从上海回京后，汪曾祺和阎肃继续修改剧本《红岩》，一直折腾到1965年年底。．他们本想把本子写完了好过年。可是春节前两天，江青在上海给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打电话，叫汪曾祺等立即到上海去。于是，李琪带着汪曾祺、薛恩厚立即飞往上海，住东湖饭店。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他们。
原来江青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红岩》，另搞一个戏。江青认为，解放前夕，四川的党组织就烂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那时还有王明路线"。这个女人就这样一句随便话，造成后来"文革"中四川省委挨整挨批，损失惨重。江青对汪曾祺、阎肃说，《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从军队党组织派一个女干部，不通过地方党的组织，通过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迎接解放。
两位作者愣住了：党的秘密工作有这样干的么?生活中有这样的事么?一个地下工作者不通过党的组织去开辟工作，根本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一个女人，单枪匹马，通过社会关系，发动大家，这可能么?阎肃解放前曾在重庆生活过，多少算是有一点体验，但决没有江青设想的那种生活，至于汪曾祺，可真是一点生活也没有。但他俩还是得按照江青的意图去编写。连续两天两夜，居然编出了一个提纲，还定了剧名：《山城旭日》。没想到，江青听了这个提纲的汇报，挺满意，说："回去写吧。"《山城旭日》"编"出后，排练了，也彩排了几场，最终没上演。江青还曾想把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改编成戏，后来想想又改变了主意，叫汪曾祺撇开小说另外搞一个戏，写从八路军派一个干部(她老爱从军队上派干部)，打进草原，发动奴隶，反抗日本侵略者和附逆的王爷。这又是一个主题先行、随心所欲的戏。汪曾祺等剧作者不得不为此四进内蒙，搜集创作素材。当然，这样的"素材"只存在于江青的臆想之中，生活里是找不到的。汪曾祺和其他编剧为此访问过乌兰夫和李井泉，他们都不赞成写这样的戏。当时党的内蒙政策是：内蒙古的王公贵族和牧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乌兰夫说，写一个坏王爷，牧民们是不会同意的。李井泉说："你们写这个戏的用意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们没有干过那种事，我也不干那种事。，，尽管如此，江青一伙还是坚持要写这样一个既违反生活真实、也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戏。于会泳说："没有生活更好，你们可以海阔天空。"
这个奉旨"编写"、完全脱离生活的戏，最后只能以夭折而告终。
"文革"中，汪曾祺被关进"牛棚"后不久，
忽然被突击"解放"。连回家换件干净衣服也不
被允许，军代表说："不成!来不及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
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在古老、广阔的中国大地展开了。
尽管受过"反右"斗争折磨的汪曾祺对"文革"的到来，多少有点精神准备，但接连发生的许多想所未想、闻所未闻的事仍令他目瞪口呆，惊骇不已。汪曾祺首先从自己单位领略到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一来，什么全乱了。
京剧团是个凡事落后的地方，这回可是跑到前面去了。一夜之间，剧团变了模样。成立了各色各样，名称奇奇怪怪的战斗组。所有的办公室、练功厅、会议室、传达室、甚至堆煤的房子、烧暖气的锅炉间、做刀枪靶子的作坊......全部给瓜分占领了。不管是什么人．找一个地方，打扫一番，搬来一些箱箱柜柜，都贴了封条，在门口挂出一块牌子，这就是他们的领地了。--只有会计办公室留下了，因为大家知道每个月月初还得"拿顶"，得有个地方让会计算账。大标语，大字报，高音喇吵，语录歌，五颜六色，乱七八糟。所有的人都变了人性。"小心干活，大胆拿钱"，"不多说，不少道"，全都不时兴了。平时挺斯文的小姑娘，会站在板凳上跳着脚跟人辩论，口沫横飞，满嘴脏字，完全成了一个泼妇。
从学员班毕业出来的那帮小爷可真是神仙一样的快活。他们这辈子没有这样自由过，没这样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过。他们跟社会上的造反团体挂钩，跟"三司跟"西纠"，跟"全艺造"，到处拉关系。他们学得很快。社会上有什么，剧团里有什么。不过什么事到了他们手里，就都还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就都带上了京剧团的特点，也更加闹剧化。京剧团真是藏龙卧虎哇!一下子出了那么多司令、副司令，出了那么多理论家，出了那么多笔杆子(他们被称为刀笔)和那么多"浆子手"。--这称谓是京剧团以外所没有的，即专门刷大字报浆糊的：戏台上有"牢子手"、"刽子手"，专刷浆子的于是被称为"浆子手"......外面兴给黑帮挂牌子了，他们也挂!可是他们给黑帮挂的牌子却是外面见不到的：《拿高登》里的石锁，《空城计》里诸葛亮抚的瑶琴，《女起解》里苏三戴的鱼枷。--这些"砌末"上自然都写了黑帮的姓名过犯。外面兴游街，他们也得让黑帮游游。几个战斗组开了联席会议，会上决定，给黑帮"扮上"：给这些"敌人"勾上阴阳脸，戴上反王盔，插一根翎子，穿上各色各样古怪戏装，让黑帮打着锣，自己大声报名，谁声音小了，就从后腰眼狠狠地杵一锣槌。
每天都听到熟人横死的消息。言慧珠上吊了......叶盛章投了河......侯喜瑞一生爱如性命的翎子叫红卫兵撅了......裘盛戎演《姚期》的白满叫人给绞了......"今夜脱了鞋，不知明天来不来。"谁也保不齐今天会发生什么事。过一天，算一天!
--《云致秋行状》
对于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的大革命，汪曾祺自知不能幸免，他甚至做好了流血的思想准备，没想首先付出的代价竟是自己的牙齿。那一天，他正要出剧团的大门，大门"哐"地一声被踢开，正砸在他的脸上，只觉得嘴里乱七八糟。吐出来一看，上下四颗门牙全掉了，假牙也断成了两截。踢门的是一个翻筋斗的武戏演员，没有文化。此人有一天在剧团大声喧嚷："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往后吃油饼便宜了!"--"怎么啦?"--"大庆油田出油了!"这人一向是个冒失鬼，近来正因造反兴奋无比。剧团的大门是可以里外两边开的玻璃门，玻璃上糊了一层报纸，他不管里面有没有人出来，又不耐烦用手推门，一脚就踹开了。看见汪曾祺脸肿了，牙掉了，他不免感到惭愧，一个劲儿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这样的人，汪曾祺能说什么呢?便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走吧。"
汪曾祺是北京京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他有"前科"。
文化大革命中，给汪曾祺贴的大字报，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
参与京剧《沙家浜》改编工作的四个人全都挨批挨斗，因为汪曾祺是摘帽"右派"，造反派、军代表对他更要"严管"，让 他整天在团里倒煤，即把整块煤、碎煤、煤末逐一分开，再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看到许多一直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多的文艺界名人、甚至普通居民都被批斗，有的还被活活折磨死，汪曾祺就觉得自己吃的这点儿苦实在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找他写戏了，也不能看书，剩下来的事就是每天在团里倒煤，冷眼旁观社会上、街坊里、单位中每天都在发生的、总是演不完、也似乎永不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闹剧。当年被打成"右派"送往张家口劳动，汪曾祺还真以为犯了错误，还真有那么一种用汗水赎罪的想法，。这次不同，他已经失去对别人的信任，更别说轻信了。劳动之余，汪曾祺越来越觉得，先是经过"反右"，这次又是文化大革命，年轻时曾经有过的那种天真的热情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想到这点，汪曾祺甚至有点忧伤。他本来就不具备抗争生格，一而再的政治运动，无端的打击，使他不由地又一次产生随遇而安的思想。待他发现周围人群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有随遇而安的思想时，他不安地想，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心态呀，这种心态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会产生消极作用。可是，不随遇而安又怎么着呢?
文化大革命在继续。从最初的游街、抄家，发展到打砸抢，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交通运输受阻......终于上面发话了，停止红卫兵串联，号召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精于给国家添乱子，却不善于治家治国，连一个小工厂也抓不好。于是又下令把关进"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让他们在造反派的监督下"促"好生产，解决起码的吃饭穿衣问题。
汪曾祺万万没想到，"解放"他的日子那么快就到来了。那一天，他正把煤堆倒来倒去，一位身着四个兜绿军装的军代表跑过来。先是令汪曾祺出列，劈头盖脑地将他训斥一顿。
正当汪曾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这位军代表却又突然宣布，让汪曾祺回"牛棚"迅速写一份深刻检查。汪曾祺更糊涂了，又没有新的"罪行"，写什么检查?军代表看出汪曾祺眼中的疑问，也嫌他反应迟钝，压低了声音喝道："还不快去写，上级考虑解放你哩!"
"解放"二字如炸雷滚入汪曾祺耳中，使他又惊又喜!
关进"牛棚"的人谁都盼着"解放"，没想到解放自己的这一天来得这么早，这么快，这么突然!嗨!简直是喜从天降!其他什么话也听不进7，汪曾祺满耳都回响着一个声音：解放!解放!心中高兴，脚下生风，他不由地加了把劲往"牛棚"里跑。不想军代表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上来，大声喊："汪曾祺，你不用回去写检查了，给你笔和纸，你就在这里拣重要的写几句就行了。"
天下有这等好事?汪曾祺接过笔和纸，刚写了一句，那军代表又改变了主意，只见他把手一挥，急促地说："不用写了，口头检查算了，说吧!"汪曾祺愣住了："说?说什么......"tt就说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说这个?汪曾祺心中暗喜，同时把一颗提得老高的心放了下来，迅即照猫画虎地学舌了一遍。
这时，军代表才道出"天机"，说有位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他，叫汪曾祺立即跟他走。想到刚才让自己表决心"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汪曾祺已明白这位中央首长是谁。看着自己脸上挂着黑灰，手上满是煤屑，衣服也是脏兮兮的，活像个"小鬼"，汪曾祺向军代表提："让我回趟家，换件干净衣服再去吧!"军代表断然否决："不成，来不及了!"
汪曾祺十分为难："就我这身衣服去见首长，怕不合适吧?" 不想军代表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汪曾祺，已经叫人去买衣服了。他要汪曾祺洗洗脸去。
汪曾祺胡乱地洗过脸，皱纹里藏着的小煤屑一时洗不干净。一套新蓝咔叽制服已经买来了。汪曾祺换上新装，就随着军代表上了车。此时的他虽然大致猜得到是什么样的首长召见他，但毕竟还不能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随着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江青要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上演。对于《沙家浜》，她还想再作进一步的修改，最重要的是，要把原剧中的二号人物郭建光描写成一号人物，把阿庆嫂降为二号，这关系到是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问题，一点不能含糊。也正是因为要改戏，江青才想起了汪曾祺，这才有了汪曾祺戏剧性的、闪电式的"解放"。
这是一次关于京剧《沙家浜》的定稿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举行。难怪军代表那么急，其他人早就到了。台上第一排坐着江青、姚文元、叶群等炙手可热的新贵，第二排坐着"样板团"的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官员。台下坐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的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万一英等。汪曾祺见了，赶紧走过去与演员们坐在一起。
偌大一个厅，就这么几个人，更显得冷清空旷，加之这是江青召开的会议，谁都知道她喜怒无常，这就更使会场里充满紧张气氛。鸦雀无声，连掉根针也听得见。不知是谁憋不住，咳嗽了一声，竞如爆竹炸响，听得人吓一跳。
每人发给一本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这些演员轮流朗诵。台上虽然坐了两排人，其实都是听江青一个人的。她不吭气，就接着往下念；只要江青鼻子一哼，就赶决停下来等''御旨"。一旦停下来，江青就会指着汪曾祺："汪曾祺，这几个字要改一改!"
好在汪曾祺对《沙家浜》如数家珍，虽然乍从"牛棚"出来，不免有生疏感，但紧张之中，稍一凝神，也还能对付。当场改稿，不是易事。江青见改得满意了，就让演员接着往下念。有时为一两个字、一句台词的改动，需要反复多次，总要改得江青不再摇头晃脑为业。
因为是江青点名指派，突击"解放"后的汪曾祺，不再有人计较他的"前科"了，他也成了"样板团"的"战士"。待遇很好，吃样板饭：香酥鸡、蕃茄烧牛肉、炸黄花鱼、炸油饼......每天换样；穿样板衣：夏天、春秋天各一套银灰色的确凉，冬天还发一件军大衣。样板服的式样、料子、颜色，都是江青自己定的，她也真有那闲工夫。
为排《沙家浜》，江青下令全剧团还得去苏州、常熟体验生活，增强无产阶级感情。其实这出戏已在上海公演过，下去，只是补补课。大家到阳澄湖芦苇荡里去看了看，走访一些当年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的群众，也就那么回事了。剧团忙排练、辅导，汪曾祺没事，就每天偷偷跑出去吃糟鹅，喝百花酒。这些都是当地土特产。
《沙家浜》还是那个演过不知多少次的《沙家浜》，但被江青定为"样板戏"后，意义就不同了，连演戏的演员也身价上涨，成了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神气得很。l970年5月21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拥护毛主席在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日声明"。《沙忆骸肪缱榈募父鲋饕菰碧吩佟⒑檠┓伞⒙沓だ竦缺谎氲巧咸彀裁懦锹ァＭ粼魇孪纫烟荡耸拢⒚挥惺裁聪敕ǎ醯煤苷！Ｋ纠淳筒豢粗卣庑┏鐾仿睹娴氖拢淳醯萌妹菰辈渭诱庑┗疃苁屎希慰瞿羌柑焖蠲员本┚┚缤拧渡臣忆骸肪缱槊逍雌寤嵛恼拢逗炱臁吩又镜诹谡茸糯宋挠搿渡臣忆骸肪绫疽坏婪⒈怼５比唬粼饕捕蒙咸彀裁攀且恢终稳儆淮罂赡苈湓谒庵秩送飞稀５衔缇攀弊笥遥晃恍仗锏木砑贝掖业卣依戳耍篭"老汪，快，江青同志通知你上天安门!，，通知来得如此突然，又是江青盼旨意，汪曾祺不免感到意外，但他并不感到"殊荣"，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他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军代表睁大了眼睛，严肃地说："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是别人可以代替的吗?"
在新华社当天发往国内外报道首都百万军民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电讯稿上，长长一大串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中，有汪曾祺的名字，虽然排列较后，但依然在全国产生反响，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九叶派"诗人唐浞在温州从报纸上见到了汪曾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之中，激动得手拿报纸四处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门了，咱们知识分子有希望了。"
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创作与演出，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作为改编、创作这出戏的主要执笔者汪曾祺，竟是如此紧密地伴随着这出戏而不断地起落沉浮。这实在是一个少有的、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现象。无庸讳言，因为《沙家浜》，使汪曾祺在"文革"中免除了许多不堪忍受的折磨；但也正是因为《沙家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被关进。学习班，要求他"说清楚"。而事实证明，汪曾祺只是奉命写作，江青对他只是''控制使用"。对此，人们不免感慨万分。汪曾祺自己对这一切也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
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随遇而安》
仔细体味这段话，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汪曾祺沉痛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