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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传·第十二章 终于赶上了好时候

作者: 发布时间:2008-06-22 19:13:27 浏览次数:

第十二章终于赶上了好时候

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由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的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的毁灭,不仅意味着从l966年5月开始长达十年的、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遭到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更标志着我们国家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当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从北京传出后,全国人民沉浸在不可抑制的巨大欢乐之中。北京城里社会各界人士自发地几乎不分昼夜地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上街游行欢呼。在北京京剧团的游行队伍里,当然有汪曾祺。他与大家一样,深切感受到一种重获解放的喜悦。但不知怎么地,欢乐之余,在他的内心深处,不时浮现出某种不安......

经过两年的折腾,汪曾祺重新提笔写文章,

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戏剧,

而是一篇民间文学论文

汪曾祺的这种不安,最初只是一种预感。当他偶然听到有人背后议论,说"江青很赏识汪曾祺",他就意识到有人会抓住"样板戏"在他身上做文章。其实,他比任何人更直接地领教到江青那种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的政治品德和作风,并且,暗地里厌恶之极,也痛恨之极。他很清楚,江青一伙对他不过是在"控制使用"的前提下,利用他的创作才能罢了。大部分稍有政、治头脑的人也都清楚这一点。但生活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喜欢在别人身上做政治文章。他们不管政治局势发生什么变化,总能顺应时势把自己打扮成积极分子、先进人物。不幸的是,汪曾祺总是这些积极分子、先进人物--ULl就看中的"靶子"。反右运动是这样,文化天革命也是这样。看来,这一次又是在劫难逃了。

不过,汪曾祺这次心中要比以往稍稍踏实一些。他扪心自问,是参加了在江青直接过问下的"样板戏"创作,但他看了越来越多的揭发江青反党夺权的确凿材料后,这些他闻所未闻的材料使他真正地义愤填膺,也使他认识到他自己参加的"样板戏"创作活动,说穿了是被江青玫奈淖秩嗽保沂且源髯镏矸蠲醋鳎胫苯硬斡虢喾锤锩糯鄣扯崛ǖ囊跄被疃廖薰亓O胪苏庖坏悖粼魃踔辆醯煤眯Γ嘞氲迸剩芸粗兴飧黾任拚我靶摹⒂治拚瓮纺浴⒒乖淮虺捎遗傻氖榇糇用�?

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以后,汪曾祺果然被列为单位里"说清楚"的对象之一几个月的学习班结束后,汪曾祺参加"样板戏"创作活动的情况也搞得清清楚楚,他只是参加一般的创作活动,与江青反革命帮派体系没有任何关系。

从学习班出来后,汪曾祺没有新的创作任务,一时也想不 到写什么。这个时期,吸引他全部注意力的,却是他过去并不十分关心的政治。清查江青反革命帮派体系,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这一全国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仍在深入进行。形势的发展令汪曾祺既感到振奋,又感到眼花缭乱。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要不要破除"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有要不要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争论。汪曾祺十分敏感地看到,这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已经远远超过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评价。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这是一次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5-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作出了把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时候,汪曾祺一家正在吃晚饭。公报的内容很快吸引住了汪曾祺,以致他放下筷子,入神地听。第二天一早,他又赶紧到报摊上买来了报纸仔仔细细地读。学公报,汪曾祺最直接、最兴奋的想法是:国家有救了,人民有救了,自己也有救了。几年后,当他的小说创作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人们问他为什么在花甲之年却写出那么多反映自己青少年时期生活的优秀小说时,他明确地说:"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气候很好。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深入人心。文艺呈现了蓬勃兴旺的景象,形势很好。形势好的标志,是创作体裁和表现方法多样化,思想艺术都比较新鲜。一些青年同志在思想和艺术上追求探索的思想使我很感动。在这样的气候感召下,在一些同志的鼓励和督促下,我又开始写作。一个人的创作不能不受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是孤立的现象"(《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

说起来怪有意思的。汪曾祺"文革"后复出文坛,他在新 时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戏剧,而是一篇题为《"花儿"的格律--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的学术论文。在这篇长达六千多字的论文中,汪曾祺研究的对象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东乡族、回族)用汉语演唱的民歌"花儿",他分析了"花儿"在节拍和用韵上的特别之处,提出"中国诗体的决定因素是句尾的音节。是双音节还是三个音节,即是两字尾还是三字尾"。他认为,"三字尾一出现,就使中国的民歌和诗在节拍上和以前诗歌完全改观。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而"七言一确立,民歌就完全成了三字尾的一统天下",但"花儿"给人总的印象是双字尾,它和三字尾的七言民歌显然不属于一个系统。汪曾祺提出,学习"花儿"多用双音节的句尾,即两字尾,对突破仿民歌体新诗的三字尾是有帮助的,可以使民歌体的新诗格律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他在这篇学术论文中,还对"花儿"在用韵上的独特之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提出学习"花儿"押韵的精巧和严格,有助于当代诗人和作家在使用语言时的语感、韵律感水平的提高。

《"花儿"的格律》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发表,显示出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研究之精深,再次反映出他对丰富、广博的民间文学的热爱。当然,这也与他解放之后曾较长时间从事民间文学编辑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一个小说家、散文家和戏剧家,汪曾祺在粉碎四人帮后文艺日趋繁荣的情况下皇橇⒓唇形难Т醋鳎舛嗌偎得髁耍淙幻羧竦馗芯醯揭桓鲋泄贝难У男率逼谝丫戳伲灿行醋鞯挠烤褂Ω眯词裁础⒃趺葱矗皇比础V形奘T僭颍车氖唤烊腥峋袷顾艿胶艽蠊奈瑁暇乖诮夥藕蟮募复沃卮笳卧硕校乇鹗窃诜从以硕头鬯樗娜税锖蟮那宀樵硕惺艿焦还拇觥J本秩涨鞴饷鳎嗣堑乃枷胍仓鸾ゴ映て诘腬"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社会民主化气氛、文艺创作的自由气氛也越来越浓,但汪曾祺还想再仔细地看一看,认真地想一想。此外,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很长一个时期无计划可言,对题材也总是抱着一种不期而遇、顺其自然的态度。这样,在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的创作呈现爆发式的空前繁荣的情况下,汪曾祺却显得冷静、淡泊。他的这种创作心态、创作热情,很快被他的一些老朋友们注意到了。这些老朋友熟悉汪曾祺的习性,更熟悉汪曾祺的创作潜力。当他们认为盼望已久的真正的文艺春天已经到来的时候,他们忍不住找上门来,热情地鼓励、督促汪曾祺不要辜负这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文艺春天的大好时光;希望他抓住时机,施展身手,为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也为了汪曾祺自己......

北京出版社要出版汪曾祺小说选集,他自

己却不热心。林斤澜激动地对他说:"......为什

么不出呢?......你积极点好不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像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使经过十年浩劫、处处血泪斑斑伤痕累累的中国,各条战线迅速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在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拨乱反正、激浊扬清工作的加速进行,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重新露面,十年浩劫中那种肃杀冷寂的凄凉景象很快为百花争艳、万木葱茏的喜人局面所代替。一些"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文学杂志复刊了,一些新创办的虎虎有生气的文学报刊大叫大喊着登台了,一大批朝气蓬勃、敢于创新的文学新人带着他们的新作跃上文坛旋展身手了。各个出版社纷纷恢复工作,在抓紧重版曾经被四人帮一伙禁锢的中外优秀作品的同时,又赶紧组织当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这些工作几乎是在不分昼夜地加速进行,因为经受了整整十年文化饥饿的成千上万的读者,正处于嗷嗷待哺的状态,每遇新书出版,他们几乎都是不加选择地掏钱就买。

面对如此活跃的文化市场,各地出版社不失时机地研究新招,制订更好、更符合读者阅读要求的选题。其中,北京出版社在1980年推出的北京文学创作丛书,成为当时中国文坛引人注目的举动之一。这套丛书,主要收辑首都专业和业余作家的个人选集,以他们的新作和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代表作为主同时,也注意收辑全国各地作家反映北京生活的作品选集。由于这套丛书突出了北京作家和反映北京生活的作品,特色鲜明,最初几本,如《张洁小说剧本选》、《林斤澜小说选》和《刘绍棠小说选》等,出版后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出版社在筹划这一出版举动时,曾经邀请北京的一些知名作家参与研究。林斤澜也去了。在当场排出一大批北京作家名单后,林斤澜提出:"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在场的邓友梅、宗璞等人立即表示赞同。当时,出版社的负责人对汪曾祺不太了解,听林斤澜介绍了有关情况后,觉得汪曾祺是一位有自己风格的作家,当即同意将这个选题定下来。

会后,出版社派编辑去与汪曾祺联系。出乎编辑意料之外的是,汪曾祺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建国后我写的小说不多,字数太少。"编辑再三说明,这套丛书是陆续推出,并不急着要交书稿,但汪曾祺还是连连摇头,说:"不出也罢。"

林斤澜知道情况后,这位急公好义、看重友情的朋友立即赶到汪曾祺家中。汪曾祺还是那样不急不火,慢吞吞地说:"出你的小说集,是水到渠成。文革前,你就出了《春雷》、《飞筐》、《山里红》,三本加在一起几十万字。我呢,就那么一本《羊舍的夜晚》,三篇加在一起还不到四万字。出选集,我实在无作品可选呀。"

这是实情话!想起汪曾祺自反右运动以来的坎坷经历,林斤澜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个作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迫搁笔,莫过于不能写他自己想写的东西。林斤澜对此是理解的。当年老舍先生曾经对他和汪曾祺两人的文学创作寄予过殷切希望,他至今仍铭记在心。如今,好容易盼来曙光初露的社会主义文艺春天,错过这个时机实在可惜。想到这里,林斤澜又耐心地劝说汪曾祺把这出版选题接受下来,但汪曾祺仍是缺乏信心。林斤澜激动起来了,他大声地对汪曾祺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数不够赶写几篇不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

我和你说一件事,一件往事--"林斤澜动感隋了,"文革中,我们一伙人被关在牛棚里,有人发誓一辈子不写了,我从来不这样想。那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一大群名单中,我们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我想到你会帮助我,我想到你还能写!人要有信念,要有骨气,我和你都不是做官之人,都不愿意、不想靠任何人。你要想靠,早做大官了。可是,我们手中的笔,任何时候也不能放下呀。"林斤澜走了之后,汪曾祺坐不住了。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开始在他心中萌生、翻腾、激荡。林斤澜说得对,任何时候也不能放下手中的笔,字数不够赶写几篇不就成了嘛!当然,想写,是一回事;写什么是另一回事。汪曾祺不是跟在别人后面转的人,从一开始练习创作,他就不屑于鹦鹉学舌,宁可写得少些,但作品中要有自己!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他没有写一篇小说,但他却关注着文坛动态。此时,他试着把一些已经在文坛引起轰动的作品与自己的创作路子联系起来思考--

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那样,去写"伤痕文学"?汪曾祺赞赏这些作品及时而尖锐地揭示了林彪、四人帮和十年浩劫给党和人民造成的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但他觉得这些小说的题材及其表现手法对自己不适合。要说"左"的伤害在自己心灵中留下的疮疤,汪曾祺比谁都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但他不喜欢呼天抢地,不善于那种刺刀见红的写作方法,那不是他的风格。

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那样,去写"反思文学"?汪曾祺对生活当然有自己的思考,但是,这方面的生活他并不熟悉,素材也不多......尽管对写什么、怎样写还是颇费踌躇,但汪曾祺终于动笔写小说了。这是林斤澜、邓友梅等一批老朋友督促的结果,当然更主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

《骑兵列传》是汪曾祺在新时期写的第一篇小说。

这篇小说的素材是汪曾祺在"文革"中获得的。1974年前后,江青心血来潮,想搞一个反映内蒙地区革命斗争的"样板戏",汪曾祺等人为此不得不四下内蒙搜集素材。最终戏没有搞成,但内蒙人民抗战期间大量的动人故事,却留在汪曾祺的记忆之中。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小说集《(菰蒲深处)自序》)。如今,他在搁笔多年之后,要重新进行小说创作了,首先涌入他脑海的,自然是曾经激动过他的那些难忘的生活。

《骑兵列传》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内蒙后山的骑兵营的事迹为题材,作品以朴素的风格、白描的手法,写了当年骑兵营的黄营长、连长杨如意、汉族战士杨玉山、蒙族战士萨克亚、特等射手王振东等英雄形象。作品几乎不加任何铺陈,但却感人至深地写出这些抗日英雄提着头颅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宝贵品质,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时时刻刻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杨玉山说:"那会儿牺牲比请个假这要简单。"他们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挨饿挨冻是常事,可是一旦得了战利品,得了油、面什么的,马上分给群众,"妇女,小孩站在路边给俺们一鼓掌,就觉得什么也值了。能活多久,没想过。"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在《骑兵列传》中,不仅满怀激情地真诚赞颂了革命前辈,还以愤怒之情控诉了四人帮一伙迫害老干部的滔天罪行。就是骑兵营这些出生入死闹革命的英雄,"文革"中竟无一例外地受到残酷迫害,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们中间,有的人"被薅掉一大片头发,打断过踝骨,到现在头皮上还秃了一块,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有的人"被打断两根肋骨,现在还穿着钢马甲";解放后成了司令员的黄营长,"文革"中被关了起来,老伴死了,唯一的一个女儿还要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显然,《骑兵列传》对文化大革命的揭发与控诉,有着"伤痕文学"的因素,但又不像常见的"伤痕文学"作品那样,一味地进行血淋淋的控诉。作者把对革命前辈的赞颂和对四人帮的控诉结合起来,在强烈对比中,高尚者愈显高尚,卑鄙者更见卑鄙。即以控诉而言,这也是一种内在的隐痛,是痛定思痛的沉痛,读后更令人余味无穷。

《骑兵列传》作为汪曾祺在新时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和他紧接着写出来的《塞下人物记》,在他所有的小说中,算不上精品。但这是汪曾祺的试笔之作。他此后陆续发表的一系列优秀短篇小说,和在这些作品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具有他本人独特风格的艺术特色,都已在《骑兵列传》和《塞下人物记》中初露端倪。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篇试笔之作看作是汪曾祺准备冲刺他个人创作高峰的练兵之作。只要承认这一点,就会觉得,这两篇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足,诸如过于平实、描写上的简单化以及人物心理刻画上的粗疏等等,都是可以理解的,也算不上什么大的缺陷。

《骑兵列传》写于l979年的下半年。从这开始到写出《七里茶坊》,在一年半时间里,汪曾祺共写了九篇短篇小说。在这九篇短篇小说中,反映解放后生活的有五篇,反映解放前生活的有四篇。《异秉》虽然是旧作重写,但是在汪曾祺小说创作中意义重大。这次重写,不是重复。虽然写的是同样的人和事,但是由于作者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使得重写后的《异秉》产生了思想上的升华。解放前作者那种彷徨和对世事无可奈何的情绪早已一扫无影,而对穷苦人的同情更加深沉,对人物的命运剖析更加深刻。正是因为重写了《异秉》,汪曾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用八十年代人的感情重写自己熟悉的旧社会生活的写作之路。可以这样说,汪曾祺要是不重写《异秉》,就不会有后来享奶车摹妒芙洹贰ⅰ洞竽准鞘隆返燃炎鞯牟M粼魉底约褐匦础兑毂肥荺"忽然心血来潮"的举动,其实这是他经过多年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艰苦探索,经过几十年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曲折,而终于寻找到的属于他自己的、可以充分发挥他的创作才能的正确的文学创作之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汪曾祺从1940年发表作品开始,到1980年才"蓦然回首",并不完全是个人的因素。是时代使然!只有在召开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八十年代,汪曾祺才有可能、也才敢自由地"蓦然回首"。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时代造就了汪曾祺。

1981年5月写完《七里茶坊》之后,汪曾祺就编定了北京出版社向他组约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在这以前,"北京文学创作丛书"已经出版了北京十六位作家的作品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收入汪曾祺创作道路上三个阶段的作品,共十六篇。开头四篇:《复仇》、《老鲁》、《落魄》和《鸡鸭名家》,选自解放前出版的小说集《邂逅集》;中间三篇:《羊舍一夕》、《看水》和《王全》,选自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羊舍的夜晚》;剩下的九篇则全是新作。在《自序》中,汪曾祺概述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创作追求,他充满深情地写道:"1979年到l981年写得多一些,这都是几个老朋友怂恿的结果。没有他们的鼓励、催逼、甚至责备,我也许就不会再写小说了。深情厚谊,良可感念,于此谢之。"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总共才十八万字,如果除去解放以前和"文革"以前写的七篇,属于新时期的作品才十万字多一点,数字不大,但在汪曾祺创作道路上,却意义重大。特别是在这些新作中,包含着荣获l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风气之先的《大淖记事》和《受戒》、《岁寒三友》等名篇。汪曾祺因此而重新焕发出创作热情,掀起他个人又一次的创作高潮,新时期文学也因此增加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

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出版三年后,汪曾祺的又一本短篇小说集《晚饭花集》于1985年3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集收入汪曾祺l981年下半年至1983年下半年共两年时间内新写的短篇小说十九篇,计十七万字。数量不算多,比起那些动辄几十万字的作家来说,简直是太少了!但是,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汪曾祺解放后十七年,只写了三篇总共才四万字的短篇小说,从l949年出版第一本作品集《邂逅集》到1963年出版第二本仅仅是薄薄的小册子的《羊舍的夜晚》,其中间隔时间达十四年;如今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后只有短短的三年,就又有作品集问世。这在汪曾祺的创作史上,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这本小说集中的作品,再也不是林斤澜这些朋友鼓励、催逼、甚至责备的结果,而是汪曾祺在自发、自觉的创作激情下的猛烈喷发;不是别人要他写,是他自己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他自己忍不住要写,甚至迫不及待地要写。原因就在于,在前所未有的良好创作环境中,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尽情表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创作之路。

在《晚饭花集》的十九篇作品中,仅有《晚饭后的故事》、《云致秋行状》两篇是写解放后生活的,其余十七篇写的全是旧社会。这样,从1980年5月重写《异秉》开始,到1983年10月25日写《金冬心》,即《晚饭花集》中的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三年多时间内,汪曾祺以旧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竟多达二十一篇!取材如此集中,风格如此鲜明,表现手法如此新颖,给人们思想与艺术的感染力又是如此的强烈,这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汪曾祺对此作了如下坦诚而直率的解释:

我的小说有一点和别人不大一样,写旧社会的多。......有人吼我是不是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我没有回避矛盾的意思。第一,我也还写过一些反映新社会生活的小说。第二,这是不得已。我对旧社会比较熟悉。我今年62岁,前30年生活在旧社会,后30年生活在新社会,按说熟悉的程度应该差不多,可是我就是对旧社会还是比较熟悉些,吃得透一些。对新社会的生活,我还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就不能取得直接的创作的自由。

--《道是无情却有情》

汪曾祺从他多年的创作实践中痛切地感到,所谓创作自由,不仅仅是政策的宽严、政治气候的冷暖,还有同样重要的是作家自己想象的自由、虚构的自由、概括集中的自由。否则,政治气候再适宜、创作环境再宽松,仍然写不出好的作品。而他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手写自己最熟悉、也是自己念念不忘的旧社会生活,就是因为相对而言,他对旧社会生活比较熟悉、吃得比较透,写作时能从心所欲、挥洒自如。

但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汪曾祺描写旧社会生活的 小说,其贡献不只是这些作品有着巨大的认识价值,更有不可否认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新旧社会当然有本质上的不同,汪曾祺在写旧社会生活时首先注意"四十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人的感情来写",这就完全摒弃了对旧社会生活自然主义的反映。其次,他在表现旧社会生活时,总是让一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始终弥漫在作品之中。这就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基调,引人向上,增加人于生活的信心。第三,汪曾祺十分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他说:"以前,我写作品从不考虑社会效果,发表作晶寄托个人,的哀乐,得到二三师友的欣赏也就满足了。"现在不同了,"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正因为如此,随和淡泊的汪曾祺可以承认自己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却坚决否认自己的作品脱离政治。他明确地说:"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他称《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晚饭花集》,"这两集都可以说是一个不乏热情,还算善良的中国作家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的记录"(《(晚饭花集)自序》)。

有了明确的要让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宗旨,就使汪曾祺在他的大量取材TIH社会生活的作品中,逐渐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光彩--

在《岁寒三友》中,草绳商王瘦吾、开鞭炮店的陶虎臣,文化程度都不高,也没有多少宏图大志,是仅求小本生意过得去,以达到生活安定、温饱无虞的普通商人。画画的靳彝甫在三人中稍具文化,但也仅是一个知识不多、造诣不深、介于小知识分子和工匠之间的人物。比起王瘦吾和陶虎臣,他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儿去,除了每年端午节能卖出几十张钟馗像,能够有一笔较多的收入外,其余的时候,全家也是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但靳彝甫有独立的人格,尤为难得的是,穷不堕志。典型的事例是:他家藏有三块刻有文三桥边款的田黄石章,画家季陶民出二百大洋的高价请他割爱,他直率地回答:"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就是这样三位平平常常、与世无争的小人物,却也为当时的旧社会所不容。王瘦吾躲不开蓄意要置他于死地的王伯韬,落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陶虎臣被蒋介石"新生活运动"逼得先是关了炮竹店,进而不得不以二十元的身价将亲生女儿卖给了一个驻军连长,最后仍然生活不下去,只好拿着腰带去上吊。

患难知真交。就在王瘦吾、陶虎臣两人眼看油尽灯灭的生死关头,一线生机出现了--

靳彝甫回来了。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都没洗,拔腿就往陶家去。陶虎臣躺在一领破芦席上,拥着一条破棉絮。靳彝甫掏出五块钱来,说:"虎臣,我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

跟脚,他又奔王瘦吾家。瘦吾也是家徒四壁了。他正在对着空屋发呆。靳彝甫也掏出五块钱,说:"瘦吾,你等我一天!"

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这钱--?"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陶民送去了。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黯只三。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入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岁寒三友》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除夕之夜发生在如意酒楼上的这一幕动人情景,表现出了这三位朋友之间的患难之交。这种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的高尚情谊,能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示。毫无疑问,靳彝甫卖掉他视若性命的三块田黄,只能暂时缓解一下朋友窘困潦倒的处境,决无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苦难人生。但是,汪曾祺所描绘的这种在悲剧衬托下的三位正直清贫之人的动人情谊,那浓厚温馨的人情美、人性美,足以使冷中生暖,暗中闪光,平中出奇,给人以生的信心、活的愿望。类似《岁寒三友》中所表现的这种传统道德美,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皆是,但《岁寒三友》最为典型。

但是,汪曾祺又是清醒的。他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当他的作品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以致掀起"汪曾祺热",还有不少中青年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群起而模仿他时,他诚恳地劝说:"有的青年同志说他也想写写旧社会,我看可以不必。你才十岁,你对旧社会不熟悉。而且,我们当然应该多写新社会,写社会主义新人"(《道是无情却有情》)汪曾祺表现了他的豁达谦让的胸襟,但人们并不会因此而低估了他的作品的价值。事实上,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完全可以、也必然会与其他作家的优秀作品一道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