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十五章 悠悠故乡隋(上)
第十五章悠悠故乡情(上)
1981年10月10日下午5时，坐落在京杭大运河畔的江苏省高邮县汽车站门外：
当来自南京的最后一班汽车徐徐停靠在县汽车站门外时，早就守候在这儿的三男二女，便迫不及待地随着接客的人群拥上前去。旅客们开始下车了，几乎到最后，才走下一位两鬓斑白、面目慈祥的老者。那个中年女子迟疑了一下迎上去问："您是......大哥......曾祺?"
"我是汪曾祺。"
"大哥，我是丽纹。"中年女子落泪了。"哦，是二妹。"汪曾祺眼圈也红了。"大哥!""舅舅!"其他人也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上前招呼。
在丽纹的介绍下，汪曾祺认识了：弟弟汪海珊，妹婿金家余，还有外甥、外甥女。围观的人感动了，他们慢慢地了解到，这老者原来就是近年连续发表了以家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名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家汪曾祺。
一个青年好奇地问："汪老，您多少年没有回来了?"汪曾祺无限感慨地回答："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那青年吃了一惊，伸了伸舌头："我今年才十 八岁呢。"
汪曾祺像是再次肯定地回答他，又像喃喃自语："四十二年了，四十二年了......"
汪曾祺不断在作品中流露出思乡之情。县
委书记决定："请汪老回乡看看。"
当汪曾祺在《北京文学》、《雨花》等杂志接连发表了以故乡高邮的生活为背景的别具一格的小说时，不只引起文学界的注意，也引起高邮人的密切关注。笔者当时正在高邮县委宣传部工作。由于长期业余时间进行当代文学研究，自然更重视研究汪曾祺的作品。其实，笔者早在五十年代后期读高中时，就知道汪曾祺的名字了，因为笔者正巧与汪曾祺的胞弟汪海珊同班。正是从海珊的口中，得知他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老大，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刚一复出，笔者就注意N T，不只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在其他作家作品中少见的别样的魅力，更从这些作品中读出汪曾祺对故乡的感人深情。特别是《受戒》的最后，汪曾祺注明："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大淖记事》的稿末，汪曾祺写上："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旧历大年三十。"这短短两行字，使笔者想得很多很多。笔者觉得：阔别家乡四十多年的汪曾祺，把他那对故乡的魂萦梦绕之情，全部浓缩在这两行文字之中了。就《异秉》、《受戒》、《大淖记事》三篇小说，笔者一气呵成写了篇近万字的评论：《动人的风俗画--漫评汪曾祺的三篇小说》，这是新时期才出现的汪曾祺作品研究的最早几篇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开头，笔者特意写上这样一段：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篇小说在汪曾祺同志的家乡--江苏高邮县激起了尤为强烈的反响。这不只因为作品逼真地、诗意地描绘了高邮县的风土人情和里下河的秀丽风光，更在于人们从作者所描绘的曾经发生在高邮土地上的那些基本上是真人真事的动人故事中，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感情信息--对故乡难以忘怀的爱和对故乡人民即使在旧社会也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性格力量以吸精神美的热情赞颂。我正是在许多热心读者的敦促下提笔写下这篇来自故乡的评论的，目的在于表达家乡人民的赞赏之意，并殷切期待作者在未来岁月中写出更多更美的作品来。
这篇评论发表在《北京文学》1981年8月号上，后来又随同汪曾祺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两种文字介绍到国外。直到这时，笔者仍未见过汪曾祺，但却开始了与汪曾祺的书信联系。这些书信连同汪曾祺在《受戒》、《大淖记事》文末写的那两句看似平淡实则情浓的话，使笔者经常寻思：要是能让阔别家乡的汪曾祺重回家乡，圆一圆他那浓烈的思乡之梦该多好!
在当时，这又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虽然报纸上已经大力宣传解放思想，但在高邮，并不是人人都能正确看待文才出众但家庭出身并非赤贫的汪曾祺。再说邀他回乡，毕竟还有一个如何接待的具体问题。笔者思考再三，决定把这些想法与当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朱唯宁商议。老朱是位工作勤奋、办事果断且酷爱文学的人，听了笔者的介绍，他略一思考便爽快地说："我看可以请汪老回家看看，这事，于汪老本人，于宣传高邮都有好处。至于接待嘛，没问题，由县政府招待所免费提供食宿。"想了一想，老朱又关照笔者："汪老是有影响的作家，你是否先写个报告来，再附一个简单的接待计划，让我上报县委。"有了老朱的支持，笔者心中有底了，迅即起草了关于汪曾祺的情况介绍和接待计划，由老朱印发给县里各位领导。在报告中，笔者除尽可能详细介绍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情况外，特别有意强调：著名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就是汪曾祺。这一说，果然引起县领导们的浓厚兴趣。县委书记查长银在报告上郑重批示："汪老的作品为高邮人民争了光。但他四十多年没回来过，就只能仅仅了解解放前的高邮。请他回来看看，一是圆他四十多年的思乡之梦，二是帮他了解解放后备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的高邮，并请他为宣传家乡出力。"批了上述文字后，查书记又口头关照朱主任："待汪老正式回乡后，县委一班人设宴招待。"--这在当时县里来说，已是一种最高规格的接待了。就这样，以高邮县政府名义邀请汪曾祺回乡访问的函，顺利发往汪曾祺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京剧院。1981年10月10日，汪曾祺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他在故乡寻找远去的童年的梦，有喜悦与
激动，也有惆怅与感伤......
终于回到四十二年来一直魂萦梦绕的故乡，汪曾祺的激动心情不难想见。就在他与弟妹们在县汽车站相见时，他已忍不住抓紧眺望多次出现在他梦中的高邮城。四十二年前，汪曾祺出外求学时，是从大运河乘轮船走的，那时县里还没有汽车与外界相通。如今汽车站建在运河堤旁，从运河堤上看高邮城，那感觉依然与他在《异秉》中描绘的一样："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房顶，都是黑黑的。看得见远处的绿树，绿树后面缓缓移动的帆......"流经高邮城西的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床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墙垛子一般高。事实也是如此，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此时，汪曾祺的思维空前活跃，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竟一下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如同昨天才发生一般。他甚至依稀记得，就在离汽车站不远的北面那一段河堤上，他曾和几个小学的同学放风筝。当时，他们还曾争着指认哪一处房屋是谁家的......
县委书记查长银得知汪曾祺已经回家的消息十分高兴。当时正值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县领导们一个个都在农村指挥生产。考虑周到的查书记特地派人向汪曾祺表示问候，说，等县委一班人回到县里后将一起来会见他，请汪老先在城里看看，会会亲友。县委宣传部则明确派笔者跟着汪曾祺；照料他的生活，具体安排他回乡后的有关活动。
对县里的关心和周到的安排，汪曾祺很满意。平时，汪曾祺并不太喜欢与这样那样的行政干部打交道，但这次，他却从心底感谢家乡父母官们的盛情。他不止一次对笔者说："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我已心满意足，千万不要惊动更多人。说句实在话，我更喜欢一个人到处走走。"
真是这样。有时，汪曾祺甚至谢绝家中人的陪同而一个人四处转悠。也许，这样容易寻找失去的梦?
家乡的变化是巨大的。马路变宽了，楼房增多了，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们含笑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今天安。定幸福生活的欣喜与满足，这一切自然令汪曾祺高兴。但更令汪曾祺心动的，是他时不时蓦地寻找到往日的痕迹与感觉。每逢这时，他会有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这当然是一种怀旧情绪，因为这一切紧联着他不可再现的宝贵的童年呵。
他去运河堤上看高邮湖。这个被当地人称为"西湖"、"珠湖"的湖，依然是平静的，透明的，一片大水，浩浩淼淼。但汪曾祺觉得已不太像他儿时的印象。那时，湖中常常没有一只船，令人感到寂寞、荒凉，甚至有点神秘。现在不同了，湖面上船来船往，有捕鱼的，有运货的，有载客的，特别是一艘连着一艘长长的运货船，像条游弋在辽阔湖面上的巨龙，突然间汽笛一声，响亮而悠长，在湖面上传得很远很远，逗人遐想，也令人振奋。
他去看泰山庙。泰山庙又称东岳庙，差不多每个县都有，其普遍程度不下于城隍庙。汪曾祺对泰山庙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小时候常到泰山庙看戏。那时，泰山庙正殿的对面有座戏台，很高，下面可以走人。戏台与正殿之间是观众席--其实也没有什么"席"，只是一片空场，看戏的人大都是站着，也有自己从家里扛了张凳来坐着看戏的。这印象，汪曾祺总是忘不了，以至于在《大淖记事》里，为了突出主人公巧云的美，他特地写上："泰山庙唱戏，人家都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如今，时过四十多年，泰山庙已不复存在，但那曾作为戏台的高高的土基仍在，仍能使人想象出当年这里人头攒动、锣鼓喧天的热闹情景。
他去看文游台。那文游台就在泰山庙的后面，如今虽没有原先范围那样大，但文游台的主体建筑盍簪堂和盍簪堂后面的一座木结构的楼仍在。汪曾祺读小学时，每年"春游"都要与同学们上文游台，登楼趴在东西两边窗台上看半天。他清楚地记得，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金黄的油菜，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梢后面缓缓移动。不知怎的，这景象，竟常常惹得小小的汪曾祺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这次登楼，楼东风景大体依旧，楼西却因多建工厂、宿舍，限制了眼界，已看不到从柳梢后轻轻移过的运河帆影......
汪曾祺当然要去看大淖。第一次，家中人陪他去，以后他一个人又单独去了好几次。使他感到遗憾的是，大淖已经完全变样了。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他在《大淖记事》中写的那个沙洲，那个曾让巧云与十一子度过好多个美好夜晚的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每一次，汪曾祺总是对着那一片红砖的建筑(过去这一带建房不用红砖，都是青砖)，愣愣地看上好一会儿，然后怅怅地离开。汪曾祺明白，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都得变，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留在心目中的美好与宁静变成这个样子，昔日的景象几乎荡然无存，多少有点失望。不过，当他走过一些依河而建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仅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甚至某一家的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他四十多年前走过时也还是一样。
汪曾祺离乡四十二年后再次返乡，很难找到昔日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景物，有时。头不免泛起淡淡的惆怅与哀伤，但他毕竟是个乐观主义者，很快就为故乡人今天安宁美好的生活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具有极强的平民意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都关注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他发现今天的高邮老百姓确实过上丰衣足食、安详自乐的生活，一种喜悦，不是一种诗意，就在他心中油然产生。11月18日晨，下了一夜的大雨终于停止，他早早地起床，一个人走出县招待所，去高邮城北门外的新河散步。这新河是东连兴化、东台等县的一条水上要道。一大早，河中就船来船往。骤雨初歇，空气清新，郊区农民早早地开着机动船来城里装粪。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汪曾祺注意到，许多住家船的船尾上都有几盆菊花。河岸边，有人开出一块又一块小小的菊花圃。勤劳的主妇一大早就起来忙碌在菊花圃旁，搁置苇帘，摊晒切好的萝卜条--这里的老百姓喜欢在秋后自己动手腌制萝卜条，既节约，又具有独特的风味。看着这一切，汪曾祺忽然充满了感动。他沉思着，吟哦着，一首即兴诗诞生了：
晨兴寻旧邮，散步看新河。腚舶垂金菊，机船载粪过。水边开菊圃，岸上晒萝卜。小鱼堪饱饭，积雨未伤禾。见到养母任氏，他恭恭敬敬地一鞠躬：
"娘--"拜望昔日教过他的张老师、王老师，他送上两首饱含深情的诗
汪曾祺一回到高邮，就向弟妹们提出："我要去看娘"娘，指的是汪曾祺第二个继母任氏。汪曾祺的父亲结过三次婚。在汪曾祺三岁时，生母杨氏就病故了，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以致他长大后只能从画像上去看母亲。第一个继母张氏后来死于肺病，那时，汪曾祺才开始上小学。第二个继母任氏，在汪曾祺十七岁时与他父亲结婚，任氏与他父亲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时间最长。任氏娘对汪曾祺及其姐妹很客气，她一直称呼汪曾祺为"大少爷"。汪曾祺常说："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父亲度过了漫长的艰苦的沧桑岁月。"
在汪曾祺阔别家乡四十二年后重返家园时，任氏娘已经高龄七十五岁。她一个人住在旧竺家巷一座老房子里，身子依然很硬朗。汪曾祺在弟妹们陪伴下去看任氏娘，一进门，他就恭恭敬敬地对任氏娘一鞠躬，满含深情地称一声："娘--"接着，头发都白了的母子僚紧相拥。此情此景，令弟妹们顿时泪眼模糊起来。
汪曾祺姐弟众多，五女二男，一共七人。听说高邮县政府邀汪曾祺回乡访问，他的在外地工作生活慕憬忝妹妹嵌几匣馗哂释啪邸Ｄ炅渥畲蟮氖巧钤谡蚪拇蠼阃羟晌疲酝录堑米疃唷⒆钋宄Ｍ粼鞣们装萦咽保泊蠖嗍怯汕晌拼蠼阕髋恪５贝蠼阄释粼鳎獯位叵纾肟赐男┣子咽保芽诙觯篭"王老师，张老师。"
1926年，汪曾祺六岁时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在读小学之前，他先在这个学校的幼稚园学习。一位毕业于南京第一女子幼稚师范的音乐教员王文英老师，对汪曾祺特别关照。那时，汪曾祺的生母刚去世不久，王文英老师见到戴着孝的汪曾祺十分爱冷，不但在学习上对他悉心教诲，还像母亲一样在生活上对他予以周到的照顾，待他如自己亲生的孩子。小学毕业后，汪曾祺到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又正好遇上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后又与王文英老师结为夫妇的张道仁先生。这位张先生文学功底深厚，敬业精神极强，是他首先比较有系统地把新文学传到高邮，这就无形中为汪曾祺打好文学基础，对他以后终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产生很大的影响。汪曾祺回到家乡后，听说张先生、王先生依然健在，不禁喜出望外。再忙，也要去看望这两位对他恩重如山的老师。
这一天，汪曾祺在大姐汪巧纹的陪同下，带上两盒北京果脯来到张道仁先生家。两位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老师，见到今日享誉文学界、亦已须发皆白的学生来访，自然感到格外的欣喜。更使两位老人感到激动的是，这位成为名作家的学生给他俩一人呈上一首诗。那赠张先生的诗是汪曾祺用隶书写的。诗曰：
我爱张夫子，辛勤育后生。
汲源来大夏，播火到小城。
新文开道路，博学不求名。
白头甘淡泊，灼灼老人心。
诗后有两行字，上写：
八一年十一月敬呈道仁夫子
受业 汪曾祺
赠王老师的诗是用行书写的，严格讲来，这是一首半文半白的韵文。写的是：
"小羊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歌声犹在，耳畔徘徊。
念平生美育，
从此培栽。
我今亦老矣，
白髭盈腮。
但师恩母爱，
岂能忘怀。
愿吾师康健，
长寿无灾。
诗后，也有两行小字：
敬呈文英老师
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
那道仁先生接过诗，连称："不敢当，不敢当!"文英老师则是激动得流下热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师生三人在整整相隔近半个世纪后重逢，有说不尽的话，诉不尽的情。到了不得不告别时，两位老人坚持送学生到门口。汪曾祺坚辞不过，只好搀扶着两位老师往门外走。告别时，他恭恭敬敬地向两位老人三鞠躬，路人见了，莫不动容。
汪曾祺的来访，使张、王二位老人感动不已。那王文英一遍遍读着汪曾祺写给她的诗，哭了一个晚上。她说："我教了那么多学生，还没有一个来看我的。曾祺走南闯北几十年，成了名作家了，还至今不忘记我。"张先生本来平时就言语不多，此刻，他则是边安慰老伴，边感慨地再三说："师恩母爱，师恩母爱啊!" 王文英老人与张道仁老人分别于l984年和l993年去世，但汪曾祺与这两位老师之间的深厚的师生情谊已成为佳话在高邮长久流传开来。
他语重心长地对高邮师范的学生们说："作
家与教师都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汪曾祺回乡的消显不胫而走，许多人怀着浓厚的兴趣提出要求，希望亲自听听他谈创作的体会。
提出这要求的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而且还有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和众多的平民百姓。
汪曾祺听到这消息，既激动，又感动，想不到家乡有这么多人关心他的文学创作。他有点不安地说："我早就盼望有一天，与家乡人面对面地畅叙内心的真实感受，当然愿意讲。只是怕讲不好，也没有多少创作经验可谈，谈了，也多半是炒冷饭。"
愿与家乡人进行面对面的感情交流，这是汪曾祺的真心话。至于"讲不好"、"冷炒饭"云云，这当然是汪曾祺的谦虚。县里负责接待的同志当下与汪曾祺商定：起码要安排三场报告会。lO月12日下午到高邮师范，13日下午到高邮县中学，14日下午在县百花书场，这一场主要对机关干部，也欢迎群众参加。之所以都安排在下午，是有意留出上午让汪曾祺多睡一会儿，养养精神，然后会会亲友，四处走走。
高邮师范的老师与学生们听说汪曾祺要来学校谈创作，十分高兴。才吃过午饭，就有性急的学生带着钢笔、笔记本到学校礼堂等候了。这些未来当教师的学生们多才多艺，他们在礼堂门口放一块大黑板，用漂亮的美术字写着：热烈欢迎作家汪曾祺回家乡访问。汪曾祺到达礼堂时，广播喇叭里不早不迟地播放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阿庆嫂的那个著名唱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一切精心安排，一切又那么亲切自然。
汪曾祺笑了。自新时期在文坛复出以来，他经常应邀去为青年作家、为文学爱好者们做文学报告，但哪一次也没有这次亲切。这是在家乡，着到的是熟悉的笑容，听到的是亲切的乡音，这一切使他感到温暖。
对于计划中的三场报告，他认真地做了准备，力求根据不同听众讲不同内容。在高邮师范，中心问题谈语言。之所以选这个话题，是因为汪曾祺觉得：作家与教师有共同之处，都是灵魂工程师，都离不开语言。他一直认为，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因此，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汪曾祺告诉师生们，只要留心，生活中到处可见群众创造的准确语言。他随口举了两个在北京听到看到的例子--
在西单，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
汪曾祺评价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他继续举例--
北京的一些店铺，过去一般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或刻在匾上，或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
"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
"味珍鸡跖，香渍豚蹄"，这是桂香村。
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黑玉，石火光恒"。接生婆的门上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配钥匙的写着："照配钥匙，立等可取"。
做竹藤活的写："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一口气举出这么多生动的例子后，汪曾祺由衷地赞美说："你们听，这些语言多么美，多么富于诗意!"
汪曾祺亲切地劝导眼前这些即将走上教育岗位的年轻人："作家与教师，都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语言就是我们用以塑造人类高尚灵魂的工具。你们要养成一种习惯，时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汪曾祺深有体会地说，语言的独创，决不是去杜撰一些谁也听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好的语言往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但却是未经人道的语言。
他介绍自己在一篇小说里这样描写火车的灯光："车窗蜜桔色的灯光连续地印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在另一篇小说里这样描写夜里的马："正在安静地、严肃地咀嚼着草料。""追赶"，"严肃"，都不是新鲜字眼，但这是他自己在生活中捕捉到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
听汪曾祺讲语言，一点不吃力。初听也似乎平常得很，细一琢磨，就觉得回味无穷，真正令人耳目一新。学生们拼命地往笔记本上记，生怕漏掉一个字。更令学生们敬佩的是，汪曾祺一讲就是三个小时，没有讲稿，仅一杯茶，一支烟，全凭记忆，侃侃而谈。他在讲话时旁征博引，有时引古人说的一段话，有时朗诵一首古诗，信口背来，滔滔不绝。有学生在下面惊叹道：他怎么有这样好的记性?"其实，这不过是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的自然流露，还不足以说明汪曾祺的好记性。那年，他奉命写《沙家浜》，有一次，打字员将第二场整场的原稿弄丢了，此乃关系革命样板戏的政治事件，非同小可，打字员急得要哭。汪曾祺知道了，安慰说："不怕，我可以从第一个字起，一字不漏地背到最后一个字。"要是学生们知道这件趣事，怕真要伸出舌头缩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