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中学

       他用粉笔在黑板种满思想的花，用红笔圈住成长的偏差，又把暖藏进烧饼的温度里——原来师者的春风，从不是浩荡的风，是落在我心尖上的，每一滴刚刚好的雨。

　　马老师的身形总让我想起春日晒透的棉絮，敦实里裹着暖。每次，他抱着政治课本走进教室，讲台好像都要轻轻沉一下——不是笨重，是那种让人安心的“分量感”。我从前总怕政治课——怕那些枯燥的条文，像晒干的草，嚼不出半点滋味。可是马老师却总是能用我们易于理解、乐于了解的方法讲述。
　　当马老师讲“不同国家政体”时，总爱先把墙上的世界地图拉下来。他微胖的手指着“英国”：“你们看查尔斯国王，出席活动要穿礼服、戴王冠，可制定政策得看议会脸色——这就是君主立宪制，国王是‘象征’，实权在议会。”话锋一转，他弯腰拿粉笔在黑板写“美国”：“拜登签法案前，得先过国会那关，这是总统制共和制，行政和立法相互牵制。”末了，他指着中国版图笑：“咱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你们爸妈选代表、代表提建议，这是咱们自己的政体，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我盯着地图上的标记，从前混为一谈的“政体”，忽然像被分了类的书架，每个国家的制度都和当下的生活连了起来——原来那些课本上的概念，早藏在新闻里、在我们身边，被他一讲，就清清楚楚落进了心里。
　　
　　我曾偷偷觉得，马老师的红笔太“严”。
　　那次政治默写，我把“公民权利”写成了“公民权力”，本以为只是笔误，却看见作业本上，那两个字被红笔圈得格外醒目，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利’是你能拥有的，‘力’是你能做到的，差一点，就是权利和权力的天差地别。”我盯着那行红笔字，心里有点不服气。
　　直到某天午休，我去办公室交作业，看见马老师正对着教案本低头写着什么。他的教案本已经翻得有些卷边，每页空白处都写满了批注：“这个例子上次小明没听懂，下次换‘买文具要发票’”“‘依法治国’要结合最近的交通新规讲，更具体”。阳光从窗缝里溜进来，落在他握笔的手上，那只手微微有些胖，却把每个字都写得认真。我忽然想起自己作业本上的红圈，想起他早读时站在过道里，轻轻敲同学桌面的声音——原来他的“严”，从不是挑剔，是怕我们错过任何一个该懂的道理，是把每个知识点的“刻度”，都刻进了自己的心里。那天回教室的路上，我把作业本里的红圈看了又看，忽然不觉得刺眼了，反而像盏小灯，照清了我没注意到的地方。
  　

　　早读课下课的铃声刚落，马老师就抱着个鼓囊囊的塑料袋走进来。他微胖的身形在晨光里晃了晃，抱着袋子的手臂轻轻贴在腹前，像护着团暖烘烘的暖水袋：“都来拿块垫垫肚子，巷口刚出炉的，还热乎着呢。”
　　话音刚落，前排的同学先凑过去，后排的人踮着脚往讲台挪，连平时最文静的女生也捏着课本走了过去。马老师站在袋边，伸手帮我们抽烧饼，指尖蹭到油纸时，还会笑着提醒：“小心烫，慢点拿。”
　　我捏着烧饼的瞬间，暖意顺着指尖往胳膊肘爬，像揣了片小太阳。咬一口，芝麻的香混着葱花的鲜在嘴里散开，酥皮簌簌落在掌心，像撒了把星星。有人掰了半块递同桌，有人边嚼边往窗外看，晨光落在我们沾着碎屑的嘴角，忽然觉得教室里的读书声都软了——原来他走了好远的路，把巷口的烟火气和晨光一起抱回来，让我们在书声里，也尝着了被惦记的甜。
　　如今我翻开政治课本，还能看见马老师板书时留下的粉笔印，看见作业本上那圈醒目的红笔，想起那个暖乎乎的烧饼。马老师从不是传统意义上温柔的老师，可他用板书种下思想的芽，用红笔刻下成长的刻度，用烧饼裹住细碎的暖——他就像我成长路上的春风，不喧哗，不张扬，却一点点润着我的心苗，让我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更认真、更温暖的模样。
　　原来最好的师者，从不是照亮整条路的太阳，而是落在心尖上的春风，是藏在细节里的雨，悄悄浇灌着我们的成长，让每一颗心，都能在温暖里，慢慢发芽，慢慢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