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传·第 三 章 看少年乘风破浪
第三章看少年乘风破浪
"五小"成了他的文学起飞场
1926年秋，在幼稚园学习过一年后的汪曾祺，正式进"五小"一年级读书。这一年，汪曾祺六岁。
虽然幼稚园就设在"五小"之内，但平时，孩子们都在幼稚园新盖的房子里唱歌跳舞，对"五小"并不熟悉。他们年龄太小，加之工作负责、照顾周到的王文英老师对他们看管很严，不让他们到学校里其他地方去玩。这些孩子在"五小"生活一年了，直到成为"五小"的正式学生了，觉得自己成为大孩子了，这才开始真正了解"五小"，因此，照样对"五小"的一切感到兴趣。
关于"五小"，至今留在汪曾祺脑海中的突出印象有两个：一是"慢坡"，二是学校门房的校工詹大胖子。
"五小"门外的地势比校内高，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是"站砖"铺的，不是笔直的，而是有点弯。这或许是设计者的有意为之，如果慢坡是笔直的，小孩好动，一进门就跑，又是由高处向低处跑，收不住脚，很容易摔跤。父亲第一次领汪曾祺到"五小"进幼稚园，就特地关照过："到慢坡要慢慢走，千万不要奔跑......"
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斋夫詹大胖子的宿舍。那会儿，管校工、工友都叫斋夫，这是一个很古的称呼，后来才慢慢废除了。第一次到"五小"，父亲教导曾祺叫詹大胖子为"詹伯伯"，但"五小"学生都叫他詹大胖子。他的确很胖，而且很白。尤其是夏天，他穿件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活像庙里的弥勒佛。汪曾祺是上一年级后，才改口叫詹大胖子的，好像上一年级了，就有叫詹大胖子的资格了。
汪曾祺忘不了詹大胖子，不单因为他胖，还因为他平时除打钟、剪冬青树、给校园的花浇水外，还偷偷地给小学生卖花生糖、芝麻糖。不只汪曾祺，凡在"五小"读过书的学生，有谁没有买过詹大胖子卖过的糖呢?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价钱大，贵好多，但学生只有跟他去买，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许私出校门"。张校长曾经把詹大胖子找到校长室训过话，不许他在学校卖糖，说他的糖不卫生，说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詹大胖子诺诺称是，可他一转身依然卖糖不止。这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怎么能停止呢?只不过改了方式，偷偷地卖；而小学生嘴馋，也总是趁先生不在意的时候，偷偷地向詹大胖子买。使汪曾祺弄不明白的是，在有一年暑假之后，詹大胖子不再偷偷摸摸卖糖了，甚至敢于当着张校长的面卖糖给学生，校长也只不过皱皱眉头，并不干涉。这个谜一直到多年以后才慢慢揭开。原来，校长与学校里一位大龄女教师在暑假中发生私情，这事只有詹大胖子知道。当一个纨祷子弟出身的教师风闻这件事，找詹大胖子核实，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时，詹大胖子矢口否认："没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能瞎说。"其实，詹大胖子不是维护校长，他是维护那位自幼丧失父母、孤苦伶仃的女教师。这件事给汪曾祺的印象太深了，也使他改变了对詹大胖子的看法。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他仍然记着以此事为素材，写了篇隽永别致的短篇小说，题目就叫《詹大胖子》。
自幼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同时又是在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汪曾祺，进了"五小"，接受正规课堂教育，进步是相当明显的。但由于出身于旧式的地主家庭，是诗书人家，文学对他的影响太深了，进校后不久就显露出偏科现象。他的兴趣很快被语文课吸引，一些稍有文采的课文，总会逗引起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一年级语文课本的开头是"大狗叫，小狗跳"，可后面却有《咏雪》这样的诗：
一片一片又一定，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别的孩子读《咏雪》时，只觉得顺口、流畅、易记、有趣，汪曾祺却不然。他也跟着同学在老师指导下放开嗓子念"一片一片又一片"，但念着念着，特别是到最后一句"飞入芦花都不见"，小小年纪的汪曾祺居然慢慢感悟出一种宁静之美，含蓄之美。他仿佛看到满天飞扬的雪花，似白蝶乱飞，梨花狂舞，又好像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但后来都悄无声息地飞入芦花丛中，再也寻不见了。汪曾祺很重视自己才进入小学一年级就对诗美的领悟与发现，多年以后他在散文《我的小学》中特地提到这件事，并强调说：
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不仅对诗，就是对课文中的谜语，汪曾祺也兴趣盎然，从中感受美和诗意。二年级课文中有两则谜语，其中一则是：
远观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惊。
这则能够激发儿童想像力、谜底为画的谜语，也给汪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每逢新学期开始发课本，汪曾祺总是迫不及待地把课本从头翻一遍。虽然一些课文的字还不完全认识，但这丝毫也不减弱他对语文的兴趣。在对语文课的喜爱越来越深的同时，对算术课却不知不觉放松了。从三年级起，汪曾祺的算术就不好，一学期下来勉强及格了事。语文(初、中年级叫"国语"，高年级叫"国文")却总是考全班第一。
与语文相联系的，汪曾祺的毛笔字在"五小"读书时也得到了较为正规的训练，从而为他El后的书法水平的提高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有幸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遇上一位敬业精神强、对学生要求严格、且具有相当功力的周席儒先生。汪曾祺已经记不得这位先生当年教的课文了，但却一直不忘周先生在毛笔字上给他的无穷教益，并认为自己的毛笔字所以稍具功力，是周先生夯下的基础。他清楚地记得，这位纯然儒者总是坐在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一间小屋的桌前批改学生作文，"判"大字。他判字极认真，不只在字上用红笔画圈，遇到笔画不正处，都用红笔矫正。有"间架"不平衡的字，则于字旁，另书此字示范。由于汪曾祺从小曾在祖父、父亲指导下描过红，因此他的字就比一般学生基础要好得多。对周先生判的字他总是自觉地反复揣摩，不断加深领会，进步很快，这就越来越深得周先生的喜欢。
在"五小"，汪曾祺除了语文好，写字好，画画也好，这三好加在一起，就使他在全校才名大振。教图画课的是一位姓王的先生，他有一个口头语"譬如"，调皮的学生就偷偷地给他起了个外号：王譬如。汪曾祺最喜欢王老师带他和同学们出校"野外写生"，常去的地方是运河堤，因为离学校很近。站在运河堤上看高邮湖，浩浩淼淼，大运河中船来船往，实在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快乐事情。他在王老师指导下画运河，画河堤上的柳树，画高邮湖中的船帆，他的作业经常得到王老师的好评。老师的夸奖总是能激发学生的进一步创作热情，有一度时期汪曾祺还别出心裁地画过一阵牛，他用大拇指蘸墨，在纸上一按，加几笔犄角、四蹄、尾巴就成了一条牛。大拇指有脶纹，印在纸上有牛毛效果。一时间，同学们纷纷索取他画的牛。汪曾祺甚为得意，小小年纪也有了一种创作快感。但画多了又总是大同小异，兴趣慢慢消失，不画了。
在上学路上观察体味人生
1932年夏。汪曾祺在县立第五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高邮县立初级中学读书，这年他才十二岁。
当时，高邮没有高中，县立初级中学就是全县的最高学府了。初中在县城的东门，原址是一个名叫赞化宫的道观。汪曾祺上初中时，学校的二门楣上还保留着"赞化宫"的砖额，字是写得很不错的《曹全碑》体隶书，所以他至今仍记得。作为道观的遗物不太多，主要是一个白石砌的圆形的放生池，池上有桥，平El池干见底，连日大雨后，才有少许积水。此外还有一座原来供奉吕洞宾的小楼和一座小亭子。最使汪曾祺感到新奇的是亭子四周长满了紫竹，这种竹子别处少见，竹竿均为深紫色。
虽是全县的最高学府，规模并不大，初一初二初三各一间教室，房屋倒都是新建的。学生教室的对面是教导处和教员休息室。初三教室之东，有一个圆门，门外有一座两层的楼，楼上是图书馆，主要藏书是几橱"万有文库"，楼下是住宿生的宿舍。初中学生大部分走读，只有那些从四乡村镇来的、城区又无亲友的学生，才住在学校里。
汪曾祺是走读生。
他家住在北门外东街的竺家巷，从家到中学可以走两条路。一条进北门走城里，一条走城外。汪曾祺上学的时候，走城外，因为近得多，不误上课；放学时也走城外，但大多是走城里--回家没必要那么着急慌忙的，走城里可以看看热闹，或是买纸笔，买糖果零食吃。
汪曾祺的初中求学之路，也是一条体验观察生活之路，尽管一开始不是自觉的。三年初中，一千多个风雨晨昏使他得以在上学、放学途中仔细观察和体验家乡的独特风景与风情，并由浅入深地由表及里地逐步留存在他的脑海里，以致多年以后他创作以故乡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时，这一切就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迷人的背景。
每天，汪曾祺从竺家巷的家中出来，先是经过越塘。越塘边经常停着一些粪船，那是乡下人上城买粪的。看得多了，汪曾祺刚学会折纸时，常折的便是"粪船"。其实，这只船是空的，装什么都可以。越塘是挑夫聚居的地方，城里的人对挑夫是看不起的，称之为"挑箩把担"的，但汪曾祺从来没有轻视过他们。相反，他尊重挑夫们的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他佩服挑夫们条件再艰苦却仍然乐观地面对生活的豪放性格。挑夫中也有姑娘媳妇，她们像男人一样，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就走，比谁也不弱。不但不弱，当她们一二十人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莲藕，走成一长串，像男人一蜃藕抛樱绨诹频泥赅甑刈吖保匙攀榘耐粼髯苁亲远赝吮茉诼放匀盟亲吖粗厮牵勾有难劾锞醯煤每吹煤堋４釉教恋钠掳蹲呱侠矗沂钟屑讣抑植说模蟊弑闶遣说亍Ｍ粼骺醇智嗖恕⒅致懿贰２伺┟窃诟说亟剿保粼餍酥掳蝗坏乜此怯靡桓龀ぐ研∷ㄒ怂直垡换游瑁拖裆让嬉谎鹊厝骺耍钦仙舷ρ粑飨率苯讲耍欠追籽镅锲碌乃谢褂匙挪屎绨愕墓獠剩赖煤堋�
过了菜地，有一条不很宽的石头路，石头路两侧各有两座牌坊，都是青石的，大小模样都差不多。汪曾祺听大人们说过，这是贞节牌坊，但不知是谁家的，更不知道为哪一个守节的寡妇立的。只看见牌坊上有很多麻雀做窝，麻雀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叫，远远地走过去，好像牌坊自己在叫。最初，汪曾祺对牌坊感到新奇，还有点神秘感，以后慢慢长大了，听人们讲了一个个寡妇守节的故事，就不再感到新奇，而是觉得那叽叽喳喳的麻雀们诉说的正是被立牌坊的寡妇们的血泪的故事。
石头路的东边是农田，西边是一个很大的苇荡子，苇荡的尽头是一个乌猛猛的杂树林子，林子的后面是善因寺。关于善因寺，汪曾祺从小就随大人去玩过，这是全县第一大庙，面临一条很深的护城河，三面都是大树，寺在树林子里，远处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点金碧辉煌的庙顶，不知道有多大。只有走近了，进庙了，才知道这庙果然是气象庄严。汪曾祺最早是从父亲那里听说到善因寺。这个庙里的方丈铁桥和尚是父亲的过从较密的画友。父亲第二次结婚时，新房里就挂了铁桥一个条幅，泥金纸上面画了几枝桃花，两只燕子，款题"淡如兄嘉礼弟铁桥写贺"。这件事给汪曾祺印象太深了。他觉得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而铁桥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
走完石头路是傅公桥。从东门流过来的护城河往北，从北城流过来的护城河往东，在这里汇合，流入北澄子河。傅公桥就架在汇流的河上。为什么叫傅公桥?傅公是谁?汪曾祺很想知道，可谁也说不清楚。
过了傅公桥是一条很宽很平的马路，马路东是一大片农田，这片田因为可以从护城河引水灌溉，所以庄稼长得特别好，几乎连年丰收。汪曾祺看过割稻子，种麦子。春天，他喜欢从麦地里走，一直走到学校所在的东门。麦子还没有"起身"的时候，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以后麦子渐渐长高了，就不能再从麦地里走了。沿着麦田边走，听微风吹着麦地里庄稼沙沙地响，像一首遥远的温暖的歌，他在歌声里轻快地走着，心中充满快乐。
一个秋天的早晨，树叶落了，芦苇黄了，芦花雪白，人的眼界空阔了。空气非常凉爽，天空淡蓝淡蓝的，淡得像水。汪曾祺一抬头，看见天上飞着一只东西：鹤!过去他只在画里见过，但真的鹤这是第一次见到。那鹤沿着北边城墙的上空往东飞去。飞得很高，很慢，雪白的身子，雪白的翅膀，两只长腿伸在后面。汪曾祺看得很清楚，清楚极了。他看呆了，觉得鹤是那样美。又教人觉得很凄凉。
放学从城里走是又一番情景，又一番情趣。
因为是从大街走，可看的东西太多了。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汪曾祺放学时总是不忙着回家，他喜欢东看看，西望望。南北杂货店、手工作坊、布店、酱园、爆竹店、烧饼店、竹厂、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车匠店......他什么都感兴趣，歪着小脑袋，一看就是半天。上初中了，这个习惯依然不改，而且更浓了。路过银匠店，他仔细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他兴致勃勃地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怎样把竹子一头劈成几岔，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路过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条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汪曾祺喜欢边走边看边吃，吃什么呢?豌豆。他在王小二(这个王小二后来被写入小说《异秉》里)的摊子上用两枚当十的铜元，买一小包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洒一点盐，一路吃，一路走，一路看。看的不少，豆子吃完了，也到家门口了。
汪曾祺很珍惜、很重视上小学、上初中的这段课余生活。当他成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之后，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而肯定地写道：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自报家门》
影响他文学观形成的几位语文老师
对于汪曾祺上学以后显露出来的文学天赋和才能，祖父汪嘉勋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亲自教汪曾祺读《论语》，指导他写初步的八股文，曾经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其实，当时汪曾祺才十三岁，小着呢。
为了进一步培养曾祺，祖父慢慢觉得，光凭自己肚里那点墨水是不够的，得给他另请老师，唯名师才可出高徒么。这一点，汪菊生深表赞同。单是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汪曾祺就先后跟过两位先生分别学《史记》，学桐城派古文。
第一位是张仲陶先生，这是汪菊生的朋眩晃缓苡醒实趾芄值呐笥选Ｋ∮凶什恢紊担凑煸诩已芯恳拙阖浴Ｋ侨俏ㄒ挥幂椴菟阖缘娜恕＞菟涤屑肛运愕煤芰椤Ｓ幸桓雠叮恢魅嘶骋赏盗私鸾渲福性┟淮ι欤肷硎强谒挡磺澹憷辞笳畔壬阖浴Ｕ畔壬凰悖苡邪盐盏厮担篭"戒指没有丢，就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那一天，汪菊生请张仲陶吃早茶，听他讲《史记》如何如何好，特别是《项羽本纪》怎样怎样生动，忽然想起父亲说过要为曾祺另请老师的话，第二天就把曾祺领到张先生家里。张仲陶慨然允诺收下汪曾祺这个弟子，专门给他讲授《项羽本记》。他讲课的方法很特别，在曾祺和自己面前各放一本《史记》，讲课时并不怎么看，只是说说，闭着眼睛先朗朗地背诵一段，然后讲解。讲至得意处，特别是讲到司马迁对项羽成败的评价时，张先生霍然起立，一改平时轻声吟哦神态，仿佛变了一个人，顿时慷慨激昂起来。"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朗诵完了这一段，张先生并不坐下，他不胜唏嘘，仍沉浸在激动感慨之中。这情绪感染了汪曾祺，使他觉得这段话不是司马迁写的，倒像是发自张先生本人的胸臆。由此汪曾祺初步领悟到《史记》感人的文学魅力。
第二位是韦子廉先生。家中人让曾祺师从韦先生，一是学书法，二是读桐城派古文。韦先生是临泽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癯，平时惯穿一件灰色长袍，气候稍凉时偶加一件黑色缎质团花布扣的背心。他没有在学校里教过曾祺，是曾祺的三姑父把他请到汪家，利用暑假对曾祺进行指点。韦先生是全县有名的书法家，他让曾祺每天写大字一页，写《多宝塔》；所教古文则全是桐城派。举凡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刘大槐的《游三游洞记》、《骡说》等，这些代表桐城派水平的散文佳作，韦先生都一一精心讲解，并指导曾祺反复诵读，仔细揣摩，务求得其精髓。一个暑假很快过去了，汪曾祺随韦先生学桐城派获益匪浅。这些文章疏疏几笔，显其特征，笔墨经济画形象，要言不烦写性格，生动地体现了桐城派倡导的"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的创作主张。有一个时期，汪曾祺读桐城派入了迷，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知道。教初三几何的顾先生，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曾刻意辅导曾祺，一心想培养曾祺将来进中央大学，学建筑，当建筑师。学建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画画好，二要数学好。曾祺画画不成问题，可数学却不行，他的心思、兴趣早被文学被桐城派所吸引，任凭顾先生如何指导，仍无明显效果。桐城派讲究文章简练，而几何是要一步一步论证的。曾祺哪有这门心思，他演证几何常取跳跃式，当然不行。气得顾先生长叹一声，对曾祺说："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可以说，桐城派的占文风格影响了汪曾祺的终身，他自己认为，韦先生教他的那几十篇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的洗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直至汪曾祺进入古稀之年后，仍念念不忘韦先生的教诲之功，他曾为此专门作诗纪念：
绿纱窗外树扶疏，
长夏蝉鸣课楷书。
指点桐城申义法，
江湖满地一纯儒。
汪曾祺认为："一个人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承的语文教师很有关系。"从小学到中学，教汪曾祺语文的有好几位老师，其中高北溟先生是对曾祺影响最大的语文教师之一。曾祺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都是高先生教的国文。他很有学问，也喜欢曾祺。在高先生教课的那几年，曾祺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而在高先生所授的古文中，对曾祺影响最深的就是归有光了。虽然归有光的名文也仅《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那几篇，但这些富有人情味的优美散文，使汪曾祺过目不忘。他对归有光那些谈学论道的大文毫无兴趣，却觉得归有光的抒情散文像谈家常似的随事曲折，若无结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了无痕迹，常于平淡中包含几许惨恻，悠然不尽，无意为文却文采斐然，简直是个奇迹。汪曾祺如此喜爱归有光，还因为归有光常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曾祺的气质很相近，所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里，读者常常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出其中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高北溟先生对汪曾祺的影响，除了学业上的，更有人格上的因素。他为人正直，待人以诚，清高而从不与世俗合污，敬业能坚持勤奋终生。汪曾祺后来把他对高先生的敬爱一一写进题名《徙》的小说之中，只是小说中写高北溟先生在初中未能受聘，又回小学教书了，是为了渲染高先生悲怆遭遇而虚构的，事实上，高先生一直在高邮县立初级中学任教，直至寿终。进入初中后，汪曾祺在语文方面逐渐崭露头角的同时，他的绘画、书法、刻石以及演戏等也大有长进。当然，初中毕竟不是艺术专科学校，这一切均得在国文、数学等正课之余进行。教图画手工的老师，教音乐的老师很快发现曾祺艺术方面的才能，于是，他们让曾祺刻竹子对联，让曾祺课余排戏。这一切，曾祺不仅高高兴兴地接受，甚至乐此而不疲。这，一方面得益于自幼受家庭影响，父亲画画，玩乐器，他耳濡目染，于不知不觉中产生兴趣；另一方面，曾祺的父亲很开明，不像有些人家父母一味要求子女死啃书本。曾祺嗓子很好，高亮细润，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在家里，常常是父亲拉琴，儿子唱。学校开同乐会，儿子邀父亲去伴奏，父亲总是乐呵呵地一口答应，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个下午，还挺高兴。
至于汪曾祺绘画水平的不断增长，严格讲来，是他自己"看"的结果，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师承。小时候，他"看"父亲画。上初中了，除了继续"看"父亲画，还常"看"街上那些以画画为生、但却是不知名的画家的作品。每天放学回家，一路上只要有可以看看的画，他都要走过去看看。
他看中市口街东的张长之最擅长的"断简残篇"。--张长之总是用一条旧碑帖的拓片(多半是汉隶或魏碑)，半张烧糊一角的宋版书的残页乒个裂了缝的扇面，一方端句斋的印谱......七拼八凑，构成一个画面。这种断简残篇，乍看像贴在纸上的，很逼真，也很"雅"。
他看北门里街东的管又萍画人像，这是一个优秀的肖像画家。汪曾祺的二伯父和生母像都是管又萍画的。这两人汪曾祺都没有印象，但家中人都说画得像，所以汪曾祺对管又萍很佩服。
他还看一家专门画钟馗的，但这家的门总是关着，只有到端午节时，这家人才在门前柳树上拉两根绳子，挂出几十张钟馗：饮酒、醉卧、簪花、骑驴、仗剑叱鬼、从鸡笼里掏鸡、往瓶里插菖蒲、嫁妹、坐着山轿出巡......
就因为常"看"，汪曾祺于潜移默化之中提高了绘画水平。初二的时候，他画了一幅墨荷，父亲帮他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是汪曾祺的画第一次装裱。以后上高中，功课很紧，就很少有工夫画画了。
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
1935年夏，汪曾祺在高邮县立初级中学初中毕业，家中人决心让他继续上高中。汪曾祺想考扬州中学，又想考常州中学，但最终还是考了江阴南菁中学。一是南菁中学是江南一带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名气很响的中学；二是因为祖父经商与江阴的一些商店有业务上往来，让曾祺在这里读书，生活上也好托熟人有个照应。
曾祺进入南菁中学之后，很快发现初中学习阶段那种宽松的、特别有利于他文艺爱好发展的环境气氛再也不见了。这个学校重视数理化，轻视文史，老师常挂在口边上的话是："科学救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为了促进学生数理化水平的提高，三日一小考，五日一大考，加期中考试，学期考试，直压得学生连喘气的工夫也没有。与此相适应，学校对英文也抓得紧。这一切对汪曾祺都是很大压力。他不得不把心爱的文学暂放一旁，而拼命攻读数理化，以求勉强跟上，不致落后太远。至于英语，本来小学六年级就有英语课，初中更是常设课，但汪曾祺一直没有好好学，加之初三年级教英文的是校长，他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什么委员，用的教材又是《英文三民主义》，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南菁中学教曾祺他们英语的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吴锦棠先生，他的英文水平很高，无奈曾祺英文基础太差，仍是跟不上。尽管如此，曾祺每次考试居然顺利及格过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吴先生糊涂。这吴先生原本英俊潇洒，洋气，他的夫人是个美人儿。后来夫人不幸病逝，他受了刺激，不仅人变得很邋遢，脑子也糊涂了。课依然讲得好，但考试时，他给上一班出的题目都忘了，给下一班出的题目还是那几道题。月考，大考，都是这样。学生知道了，就把上一班的试题找来，总可以应付。而且吴先生心肠特好，学生的答案即使文不对题，只要能背下一段来，他也给分。
因为学习紧张，汪曾祺不再画画，也没工夫唱青衣了。但他仍买了一本《词学丛书》，课余常忙里抽空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第一次离家出外求学，紧张学习之余，端午重阳等节日，总不免想念家乡。那宋词大都是抒情的，又以写离别居多，这恰恰和少年人易有的无端伤感情绪相吻合。柳永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姜白石的"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王安石的"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这些千古传诵不衰的名句，直读得汪曾祺双眼湿润，惆怅不已。每每诵读默写之后，不仅使他的思乡念乡之情得到一次宣泄，这些词意还不知不觉地潜入他的心灵深处，以致他在日后的小说里时不时显露出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假如汪曾祺一直在"重视数理化，轻视文史"的南菁中学读下去，他还会成为日后的文学家汪曾祺么?这很难预料。但高二以后的一场民族灾难使得他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他也因此得以摆脱数理化、英语等对他的巨大学习压力。l937年暑假后，日本人攻占了江阴，江北也在危急之中。连高邮城也蹲不住了，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城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农村，在这个村中的小庵里避难，一住就是半年。
乍从城里来到这个乡村小庵里，简直像到了世外桃源。小庵建在一片高地上，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大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一尊弥勒佛，两旁对联写的是：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使汪曾祺感到新鲜的是，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始瘁"稀，可这干密芏的是和简。更使饱感鲥新奇的是，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和尚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这里的和尚也有老婆，也打牌、杀猪，甚至还会唱情歌。在意外地揭开那道神圣的帷幕，深入地了解到和尚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之后，曾祺同时有机会了解到普通农民既艰辛劳累又安定平和的日常生活。离这个庵不远处有一户姓赵的人家，这家住的地方像小岛，三面都是河，只西面有条路通小庵。赵家三口人，赵大伯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修水车、砌墙、烧砖、箍桶、绞麻绳......人很和气，一天到晚不声不响。赵大伯是棵摇钱树，赵大妈就是个聚宝盆。她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他们有个女),英子，她的明秀的眉眼，开放爽朗的性格，优美而健康的身体姿态都和城里女孩子不一样。曾祺觉得，她的全身都散发着一种青春的气息。不仅曾祺，祖父、父亲也渐渐喜欢上小英子，以致后来局势稍稍平稳些，汪家还特地雇上小英子当了看管曾祺弟弟的小保姆。
到庵赵庄躲避战火，汪曾祺除了带上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另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如果说，屠格涅夫在《猎人日记》中所揭露的俄国农奴主的残暴，农奴的悲惨生活，令汪曾祺感到震惊，使他了解到过去从未了解到的国外生活的话，那么，沈从文的小说则为他打开一个诱人的文学天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虽然也写了绅士、知识分子等等，但给曾祺的印象最深的却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农民、水手、小业主、强盗、农村妇女等下层人物。汪曾祺觉得，这些人物写得很成功。他惊叹作者以朴素的笔墨，在近似原始的人物故事中追求新的、健全的、理想的生命存在状态，在现实与"梦"的结合中寄寓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他觉得，沈从文在作品中描绘的优美怡静的自然环境和古朴炽热的风土人情是真实可信的。虽然在这以前他并没有到过湖南，但他认定沈从文描写的湘西边区山民的哀乐故事一点也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因为这些故事和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是那么相像。由此，汪曾祺一下子觉得与沈先生接近了。汪曾祺还特别喜爱沈从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的作者对下层人物总是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由于这种温爱，不仅使作品中人物显得更有人性，更近人情，也使读者深信作者一定是充满爱心的好人。对于沈从文作品中隐隐约约流露出来的忧郁色彩，汪曾祺尤其感到美和诗意，并由此进而领略到人生的真谛。总之，汪曾祺不仅强烈地爱上了沈从文的小说，还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认同感和亲切感。他把这些阅读感受讲给祖父听，讲给父亲听，他们受汪曾祺情绪的感染，也兴致勃勃地捧读沈从文的小说。父亲看后发表感想说："读了沈先生的小说，我才知道，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的。"
到庵赵庄小庵里的半年避难生活，特别是汪曾祺在这期间反复阅读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对汪曾祺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自己毫不迟疑地认为："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时期，随着日寇的大举进攻，国民政府又采取不抵抗主义，国土大片沦失。眼见短期内重回南菁中学读书无望，总不能老是躲在这农村的小庵里，汪曾祺那颗渴望学习、渴望闯世界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起来。祖父、父亲经过商议，决定让曾祺就在苏北找中学借读。不到一年时间内，他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辗转借读过，这些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其实也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并没有读到什么书，但好歹也总算高中毕业了。
高中毕业后，汪曾祺面临两种选择：就业或者考大学。这时他正好接到江阴中学同学的来信，邀他一道去昆明考西南联大，坚定了他考大学的信心。家中人吃了一惊，且不说能否考上，单说这战乱期间，从高邮到昆明，山重水复，关隘处处，如何去得?但汪曾祺决心已定。他内心其实是有想法的。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的。"(《自报家门》)
1939年6月的一天，汪曾祺告别家乡高邮，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去昆明的路程。此行的第一站是上海。由于战争，去昆明必须由上海经香港，到越南，然后再乘滇越铁路到昆明。家中人送他到轮船码头，他留恋地一再看熟悉的故乡小城，看送别他的亲人，心中酸酸的，双眼湿湿的。当轮船在汽笛长鸣声中终于缓缓地离开高邮时，少年汪曾祺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的心情很复杂，既渴望到外面世界闯荡一番，毕竟自己十九岁了，可也摆不脱对生育他的故土、家庭的依恋。他想到，中学生活就此结束了，从此就要步入充满艰辛的新的人生，他想到去昆明不可能一帆风顺，他还想到千里迢迢赶到昆明，万一考不取西南联大该怎么办?他的枷刖拖裢蚜绥值囊奥砗＠炜盏爻┫耄ǘ烂挥邢氲剑哟艘槐鸺蚁缇褪撬氖�!今天离家时是风华正茂的翩翩少年，他日再返故乡，已是满头华发、饱尝人生苦酒的花甲老人了......